自由主義

本文寫於1973年，為意大利《二十世紀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del Novicento）而作，該詞條的意大利文譯本，將與本書約於同時面世。

1. 自由主義的不同概念

此一詞語現今的用法含義紛繁，除了同樣指涉一種對新觀念的開放態度之外，彼此之間幾無共通之處，其中某些含義甚至與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前期此詞所原本指稱者直接相悖。本文所要探討者，僅限於那一股廣闊的政治理想之潮流；在該時期，它以自由主義之名，作為引領西歐與中歐發展的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力量之一而發揮作用。然而，這一運動源出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源頭；由此二者所衍生的兩種傳統，雖然一般而言以不同程度相互混雜，卻僅以一種不甚穩妥的夥伴關係並存。若要理解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便必須將二者清楚加以區分。

其中一種傳統遠較「自由主義」之名為古，可上溯至古典上古時代，並於十七世紀晚期及十八世紀之間，以英國輝格黨（Whigs）政治學說的形式取得其近代形態。它為十九世紀歐洲大部分的自由主義所追隨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範本。正是「法律之下的政府」（government under the law）為大不列顛公民所保障的那種個人自由，激發了歐洲大陸各國爭取自由的運動；在這些國家，專制統治已摧毀了大多數中世紀的自由，而這些自由在英國卻大致得以保存。然而，這些制度在歐陸卻是循着一種與英國居於主導地位的演化論觀念極為不同的哲學傳統來理解的，即一種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的觀點，它要求依照理性的原則，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意識的重建。這一進路源自那種主要由René Descartes所發展（在英國則亦有Thomas Hobbes）的新理性主義哲學，並在十八世紀經由法國啟蒙運動的哲學家而獲得其最大的影響力。Voltaire與J.-J. Rousseau是這一思想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兩位人物；此運動以法國大革命為其頂點，歐陸式或建構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即由此而出。與英國傳統不同，這一運動的核心與其說是一套明確的政治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普遍的精神態度，一種要求從一切偏見與一切無法以理性予以辯護的信念中解放出來的訴求，以及一種要求擺脫「教士與君王」之權威的訴求。對此最佳的表述，或許莫過於B. de Spinoza的那句話：「唯獨依照理性之命令而生活者，方為自由之人。」

這兩股思潮構成了十九世紀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成分；它們在若干關鍵的基本主張上——例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有着足夠的一致性，足以形成對保守主義與威權主義觀點的共同反對，因而表現為同一運動的一部分。自由主義的大多數信奉者也會宣稱信奉個人的行動自由，以及某種一切人之間的平等；但細加考察便會發現，這種一致在部分意義上僅僅是字面上的，因為「自由」與「平等」這兩個關鍵詞各自被賦予了略有不同的含義。對較為古老的英國傳統而言，個人自由——即在法律保護之下免受一切恣意強制——乃是首要的價值；而在歐陸傳統中，居於最高地位的，則是每一群體就其政體形式進行自決的訴求。這便導致歐陸運動很早便與民主運動相結合，乃至幾乎與之等同；而民主所關切的問題，與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的主要關切，乃是不同的問題。

在這些觀念形成的時期——它們在十九世紀方被稱為自由主義——尚未被冠以此名。「自由的」（liberal）這一形容詞，是在十八世紀後期才逐漸取得其政治涵義的，當時它被用於諸如Adam Smith所寫的「平等、自由與正義的自由方案」（the liberal plan of equality, liberty, and justice）這類偶見的措辭之中。然而，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名稱，卻要到下一世紀之初方才出現：最早是1812年西班牙的「自由派」（Liberales）政黨採用此名，稍後則在法國被採用為黨名。在英國，此名要到輝格黨與激進派（Radicals）合併為單一政黨之後才如此使用，該黨自1840年代初期起被稱為自由黨（Liberal Party）。由於激進派主要受到我們所稱的歐陸傳統的啟發，因而即便是英國自由黨，在其影響力最盛之時，亦是建立在上述兩種傳統的融合之上。

有鑑於這些事實，若將「自由的」（liberal）一詞獨佔地歸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中的任何一者，都將會引人誤解。人們有時分別稱它們為「英國的」、「古典的」或「演化的」類型，以及「歐陸的」或「建構主義的」類型。在以下的歷史概述中，兩種類型都將予以考察；但由於唯有前者發展出了一套明確的政治學說，因而後文較為系統的闡述，便不得不集中於它。

此處應當提及，美國從未發展出一個堪與十九世紀影響歐洲大部分地區者相比擬的自由主義運動；那一運動在歐洲與較為年輕的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相競爭，於1870年代達到其影響力的頂峰，其後緩慢衰退，但直至1914年仍決定着公共生活的氛圍。美國缺乏類似運動的原因，主要在於歐洲自由主義的主要訴求，自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以來便已大致體現於其制度之中；部分原因則在於，該國政黨的發展不利於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黨的成長。事實上，在歐洲被稱為——或曾被稱為——「自由的」者，在今日的美國卻被頗有理由地稱為「保守的」；而近來，「自由的」一詞在美國卻被用來指稱在歐洲會被稱為社會主義者。但就歐洲而言，同樣真確的是：如今採用「自由的」這一稱謂的政黨，無一仍堅守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原則。

2. 古典與中世紀的根源

老輝格黨人據以鑄造其演化式自由主義的那些基本原則，有着悠久的前史。十八世紀闡述這些原則的思想家，確實得益良多——既得益於汲取自古典上古的觀念，也得益於某些在英國未被專制統治所撲滅的中世紀傳統。

首先清楚地表述出個人自由理想的民族，乃是古希臘人，尤其是公元前五世紀與四世紀古典時期的雅典人。某些十九世紀的作者否認古人曾在近代意義上知曉個人自由，但這種否認顯然為若干事例所駁倒——例如，那位雅典將領在西西里遠征的至危時刻提醒士兵：他們所為之戰鬥的，乃是一個給予他們「不受拘束、隨心所欲地生活之自由裁量」的國家。他們的自由概念，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或者說是一種如那句流行語所言「法律為王」的狀態。在早期的古典時期，它表現為isonomia（法律之前平等）的理想；Aristotle雖未使用這一舊名，卻仍清楚地描述了它。這種法律包含了對公民私人領域的保護，使其免受國家的侵犯，其程度之深，乃至即便在「三十僭主」的統治之下，一位雅典公民只要安居家中便完全安全。關於克里特島，甚至有記載（出自Ephorus，由Strabo所引）稱：由於自由被視為國家的最高善，該邦的政制保障了「財產專屬於取得它的人，而在奴役的狀態之下，一切則皆歸於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在雅典，人民大會更改法律的權力受到嚴格的限制，儘管我們已能看到這樣的大會拒絕受既定法律約束而行恣意之舉的最初事例。這些自由主義的理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經由斯多葛派哲學家之手；他們以其自然法的概念——這種法律限制着一切政府的權力，並且一切人在此法之前皆為平等——將這些理想擴展到了城邦的界限之外。

這些希臘的自由理想，主要是經由羅馬作家的著作而傳遞給近代人的。其中迄今最為重要者，亦即在近代之初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激發了這些觀念之復興的那一位人物，乃是Marcus Tullius Cicero。但至少史學家Titus Livius與皇帝Marcus Aurelius，亦必須被列入十六與十七世紀思想家在自由主義近代發展之初所主要汲取的源頭之中。此外，羅馬至少為歐洲大陸提供了一套高度個人主義的私法，其核心是一種極為嚴格的私有財產概念；而且這套法律，直至Justinian治下的法典編纂之前，立法極少加以干預，因而被視為對政府權力的一種限制，而非政府權力之行使。

近代之初的人們，還能憑藉一種法律之下的自由的傳統；這一傳統貫穿整個中世紀而得以保存，在歐陸則僅在近代之初因專制君主制的興起而被撲滅。正如一位近代史學家（R. W. Southern）所描述的：

對於那種並非依據規則、而是依據意志來統治之事物的憎惡，在中世紀根植極深；而在這一時期的後半段，這種憎惡作為一股有力而切實的力量，更是無時或比。……法律並非自由的敵人：恰恰相反，自由的輪廓，正是由這一時期所演化出來的、紛繁多樣得令人目眩的法律所勾勒而成的。……無論尊卑，人們都同樣地藉由堅持擴增其所賴以生活的規則的數目，來尋求自由。

這一概念從一種信念中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即相信存在着一種獨立於政府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的法律；這種概念在歐陸被設想為一種自然法，在英國卻以普通法（Common Law）的形式存在——它並非立法者的產物，而是從對非個人的、客觀的正義之持續探求中浮現出來的。在歐陸，這些觀念的形式化闡述主要由經院學者（Schoolmen）所承擔，在此之前，Thomas Aquinas已在源自Aristotle的基礎之上，對之作出了首次偉大的系統化；到十六世紀末，某些西班牙的耶穌會哲學家已將之發展為一套本質上屬於自由主義的政策體系，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他們在此預示了許多直至十八世紀方由蘇格蘭哲學家所重新發掘的東西。

最後還應提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諸城邦的若干早期發展，尤其是佛羅倫斯，以及荷蘭的發展；英國在十七與十八世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借鑑於此。

3. 英國輝格傳統

正是在英國內戰與共和政體時期的論辯過程中，法律之治或法律至上的觀念終於得到了明確的闡述；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這些觀念成為輝格黨的指導原則，並由該黨付諸實現。其經典表述由 John Locke 的《政府論次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89）提供，然而該書在某些方面對制度的詮釋仍較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家所具有的特徵更為理性主義。（更完整的敘述還須考慮 Algernon Sidney 與 Gilbert Burnet 作為輝格學說的早期闡釋者所撰的著作。）也正是在此一時期，英國自由主義運動與以非國教派和加爾文派為主的工商階層之間形成了那種密切聯繫，而這種聯繫直至晚近仍是英國自由主義的特徵。這究竟僅意味着發展出商業進取精神的同一階層亦較易接受加爾文派新教，抑或這些宗教觀念更直接地導向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原則，乃是一個爭論頗多、在此無法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有一事實毋庸置疑：起初彼此極不寬容的宗教派別之間的鬥爭，最終卻產生了寬容的原則；而英國自由主義運動始終與加爾文派新教保持着密切聯繫。

在十八世紀的進程中，輝格學說所主張的政府應受一般法律規則之限制、行政權力應受嚴格約束，遂成為具有英國特色的學說。此一學說主要通過 Montesquieu 的《論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1748）以及其他法國作者，尤其是 Voltaire 的著作而為世人所知。在英國，其思想基礎進一步得到發展，主要出自蘇格蘭道德哲學家之手，首推 David Hume 與 Adam Smith，以及他們的若干英格蘭同代人和直接繼承者。Hume 不僅在其哲學著作中奠定了自由主義法律理論的基礎，更在其《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1754至62）中提供了一種把英格蘭歷史詮釋為法治逐步形成的歷史觀，使此一觀念遠播於英國疆界之外。Adam Smith 的決定性貢獻在於闡述了一種自生秩序：當個人受到適當法律規則的約束時，這種秩序便自發地形成。他的《國富論》（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或許比任何其他單一著作都更標誌着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的開端。它使人們明白：那些源於對一切專斷權力的純粹不信任而對政府權力所施加的限制，已成為英國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

然而，英國自由主義運動的開端不久即被打斷，其原因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以及對其在英格蘭的崇拜者的不信任，這些崇拜者力圖把歐陸式或建構主義式自由主義的觀念輸入英格蘭。英國自由主義這一早期發展的終結，以 Edmund Burke 的著作為標誌；他在出色地重新闡述輝格學說以捍衞美洲殖民者之後，旋即激烈地轉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觀念。

直到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以舊輝格派和 Adam Smith 學說為基礎的發展才得以重續。此後思想上的發展主要由一群蘇格蘭道德哲學家的門徒所引領，他們聚集於《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周圍，多為承襲 Adam Smith 傳統的經濟學家；純粹的輝格學說再一次被歷史學家 T. B. Macaulay 以一種廣泛影響歐陸思想的形式重新闡述，他之於十九世紀，正如 Hume 在其史學著作中之於十八世紀。然而，與此發展並行的，已是一場激進運動的迅速壯大，邊沁派的「哲學激進派」成為其領袖，這場運動更多地溯源於歐陸傳統而非英國傳統。最終正是由這些傳統的融合，在1830年代興起了那個政黨；該黨自約1842年起被稱為自由黨，並在本世紀餘下的時間裏始終是歐洲自由主義運動最重要的代表。

然而，早在此之前，另一項決定性的貢獻已來自美洲。前英國殖民者以成文憲法明確表述了他們所理解的英國自由傳統之要旨，意在限制政府的權力，尤其是在一部權利法案中對基本自由的宣示，提供了一種政治制度的典範，深刻地影響了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儘管美國正因其人民覺得已將自由的保障體現於自身的政治制度之中，從未發展出一場獨立的自由主義運動，但對歐洲人而言，美國成了自由的夢想之邦，是激發政治抱負的榜樣，其作用一如英國制度在十八世紀所起的作用。

4. 歐陸自由主義的發展

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的激進觀念，主要以 Turgot、Condorcet 與 Abbé Sieyès 將其應用於政治問題的形式，在大革命與拿破崙時期廣泛主導了法國及歐陸鄰國的進步輿論；但要談一場明確的自由主義運動，則只能在復辟之後。在法國，它於七月王朝時期（1830至48）達到頂峯，但此後便局限於一個小小的精英階層。它由若干不同的思想脈絡構成。Benjamin Constant 作出了一項重要嘗試，把他視為英國傳統的東西加以系統化並使之適應歐陸條件，這一努力在1830年代與1840年代由一個以 F. P. G. Guizot 為首、人稱「教義派」的群體進一步發展。他們的綱領被稱為「保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關於政府之憲法限制的學說。對於這一構成十九世紀上半葉歐陸自由主義運動最重要部分的憲制學說而言，新建立的比利時國家1831年的憲法成為一個重要的範本。同樣屬於這一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英國的傳統的，還有或許是最重要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 Alexis de Tocqueville。

然而，使歐陸佔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類型與英國自由主義大為不同的特徵，自始便是那種最宜描述為自由思想的面向，它表現為一種強烈的反教權、反宗教以及一般而言反傳統主義的態度。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其他羅馬天主教地區，與羅馬教會的持續衝突確實成為自由主義如此鮮明的特徵，以致在許多人看來這似乎是其首要特徵，尤其是在本世紀下半葉教會展開了反對「現代主義」、因而也反對大多數自由主義改革訴求的鬥爭之後。

在本世紀上半葉，直至1848年諸革命為止，法國以及西歐和中歐其餘大部分地區的自由主義運動，亦曾與民主運動結成遠較英國自由主義為緊密的聯盟。事實上，在本世紀下半葉，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運動以及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所取代。除了在本世紀中葉前後自由貿易運動把各自由主義派別重新集結起來的一段短暫時期外，自由主義在法國的政治發展中再未發揮重要作用；而在1848年之後，法國思想家對其學說亦未作出任何重要貢獻。

自由主義運動在德國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在十九世紀的前四分之三世紀中確實發生了一種較為獨特的發展。雖然深受源自英國與法國的觀念影響，但這些觀念被德國最偉大、最早的三位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所改造，即哲學家 Immanuel Kant、學者兼政治家 Wilhelm von Humboldt，以及詩人 Friedrich Schiller。Kant 提出了一種與 David Hume 路線相近的理論，其核心在於把法律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保護以及法治（或如其在德國所被稱呼的 Rechtsstaat，法治國）的概念；Humboldt 則在一部早期著作《論國家的作用範圍與職責》（On the Sphere and Duties of Government，1792）中發展出一種國家完全限於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圖景，該書當時只刊行了一小部分，但當它最終於1854年出版（並譯成英文）時，不僅在德國，而且對諸如英格蘭的 J. S. Mill 與法國的 E. Laboulaye 這般迥異的思想家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最後，詩人 Schiller 在使德國整個受教育的公眾熟悉個人自由的理想方面，所作的貢獻或許超過了任何其他個人。

普魯士在 Freiherr vom Stein 的改革期間曾有過走向自由主義政策的早期開端，但隨之而來的是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又一段反動時期。直到1830年代，一場普遍的自由主義運動才開始發展，然而它自始便如同在意大利的情形一樣，與一場旨在實現國家統一的民族主義運動緊密相連。一般而言，德國自由主義主要是一場立憲主義運動，在北德意志稍多地以英國為範，而在南德則法國模式較具影響。這主要體現於對限制政府裁量權這一問題所持的不同態度：在北方產生了一種相當嚴格的法治（或 Rechtsstaat）觀念，而在南方則更多地受到法國式三權分立詮釋的引導，後者強調行政機關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巴登與符騰堡，圍繞 C. von Rotteck 與 C. T. Welcker 的《國家辭典》（Staatslexicon）形成了一個較為活躍的自由主義理論家群體，該書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時期成為德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中心。那場革命的失敗帶來了又一段短暫的反動時期，但在1860年代與1870年代初，一時間似乎德國也正迅速邁向一種自由主義的秩序。正是在此一時期，旨在最終確立 Rechtsstaat 的憲法與法律改革得以完成。1870年代中期或許必須被視為歐洲自由主義運動取得其最大影響力並達致其最東端擴展的時期。隨着德國在1878年重返保護主義，以及 Bismarck 約於同時推行的新社會政策，這場運動的逆轉便告開始。曾興盛了僅十餘年的自由黨迅速衰落。

無論在德國還是意大利，自由主義運動的衰落都始於它失去與民族統一運動的聯繫之時；既已達成的統一令注意力轉向新國家的強化。再者，勞工運動的興起亦剝奪了自由主義作為「進步」黨派的地位，而在此之前，工人階級中政治上活躍的部分一直支持着這一地位。

5. 古典英國自由主義

在十九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歐洲各國中看來最接近實現自由主義原則的就是英國。在那裏，這些原則似乎不僅為一個強大的自由黨所接受，而且為大多數民眾所接受，甚至連保守黨人也往往成為實現自由主義改革的工具。使英國得以在其餘歐洲眼中成為自由主義秩序之代表典範的重大事件，是 1829 年的天主教解放、1832 年的《改革法案》，以及 1846 年保守黨人 Sir Robert Peel 廢除《穀物法》。由於到那時自由主義關於內部政策的主要訴求已得到滿足，鼓動便集中於確立自由貿易。這場運動由 1820 年的《商人請願書》發起，並自 1836 年至 1846 年由「反穀物法聯盟」（Anti-Corn-Law League）所推進；它尤其由一群激進派加以發展，他們在 Richard Cobden 和 John Bright 的領導下，採取了較 Adam Smith 及其後諸古典經濟學家的自由主義原則所要求更為極端的 laissez faire 立場。他們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貿易立場，與一種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反干預主義、反軍國主義態度，以及對一切政府權力擴張的厭惡結合在一起；他們認為公共開支的增加主要源於對海外事務的不可取干預。他們的反對主要針對中央政府權力的擴張，而大多數改善則期望來自地方政府或自願組織的自主努力。「和平、節約與改革」成為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的口號，其中「改革」更多指廢除舊有的弊端與特權，而非民主的擴展；該運動只是到 1867 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時才與民主更緊密地聯繫起來。運動隨着 1860 年與法國訂立的《Cobden 條約》而達到頂峰，這一商約導致英國確立了自由貿易，並普遍期望自由貿易不久即將普世盛行。當時在英國，作為自由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亦湧現了 W. E. Gladstone；他先任財政大臣，繼而任自由黨首相，被廣泛視為自由主義原則的活生生化身，尤其在 1865 年 Palmerston 去世之後於外交政策方面，並以 John Bright 為其主要同僚。隨着他的崛起，英國自由主義與強烈的道德與宗教信念之間的舊有聯繫亦得以復興。

在思想領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受到了深入的討論。在哲學家 Herbert Spencer 身上，一種對個人主義式最小國家的極端倡導找到了有力的闡釋者，這與 W. von Humboldt 的立場相近。然而 John Stuart Mill 在其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1859 年）中，主要把批判矛頭指向輿論的暴政而非政府的行為；他在另一些著作中對分配正義的倡導以及對社會主義抱負普遍抱持的同情態度，為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逐步轉向一種溫和的社會主義作了準備。這一傾向因哲學家 T. H. Green 的影響而明顯增強，他相對於較年長自由主義者那種以否定為主的自由觀念，強調國家的積極職能。

然而，儘管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對自由主義學說已多有批評，儘管自由黨開始把支持流失給新興的勞工運動，自由主義思想在英國的主導地位卻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並成功擊敗了保護主義訴求的復興，雖然自由黨無法避免干預主義與帝國主義成分的漸進滲透。或許 H. Campbell-Bannerman 政府（1905–8）應被視為舊式自由主義政府的最後一屆，而在其繼任者 H. H. Asquith 治下，則進行了一些在社會政策上的新嘗試，這些嘗試與較舊的自由主義原則是否相容尚屬可疑。但總體而言可以說，英國政策的自由主義時代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而自由主義思想在英國的主導影響，僅僅是由這場戰爭的後果所終結。

6. 自由主義的衰落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些較年長的歐洲政治家以及其他務實事務的領袖人物仍受一種本質上自由主義的觀念所引導，並且起初亦曾嘗試恢復戰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但若干因素卻使得自由主義的影響穩步衰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主義，尤其在大批知識分子看來，已取代自由主義成為進步的運動。政治討論因而主要在社會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進行，雙方都支持國家活動的增加，儘管目標各異。經濟上的困難、失業以及貨幣不穩，似乎要求政府施加遠為更多的經濟管制，並導致保護主義及其他民族主義政策的復興。其結果便是政府官僚機構的迅速膨脹，以及它對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的攫取。這些傾向在戰後第一個十年裏已甚為強烈，而在 1929 年美國股災之後接踵而至的大蕭條期間更為顯著。英國於 1931 年最終放棄金本位並重返保護主義，似乎標誌着一個自由的世界經濟之確定終結。歐洲大部分地區獨裁或極權政體的興起，不僅撲滅了在直接受影響的國家中殘存的微弱自由主義團體，而且它所造成的戰爭威脅，甚至在西歐也導致政府對經濟事務的支配日益加劇，並出現了趨向民族自給自足的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自由主義思想再度出現了一次暫時的復興，這一方面源於人們對各類極權政體壓迫性質的新認識，另一方面源於人們認識到，兩次大戰之間時期所滋長的國際貿易障礙，在很大程度上要為經濟蕭條負責。其具代表性的成就是 1948 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而旨在創建諸如共同市場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這類更大經濟單位的種種嘗試，表面上亦朝同一方向努力。然而，最為矚目、似乎預示着向自由主義經濟原則回歸的事件，乃是戰敗的德國那場非凡的經濟復甦：在 Ludwig Erhard 的倡導下，德國明確地致力於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並因此不久便在繁榮程度上超越了戰勝諸國。這些事件揭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繁榮時期，使得一個本質上自由主義的經濟政體有可能在西歐與中歐再度持久確立，這在一段時間內看來頗為可能。在思想領域，這一時期同樣帶來了重新闡述並改進自由主義政治原則的種種努力。然而，那些藉着貨幣與信貸擴張以延長繁榮並保障充分就業的努力，最終卻造成了一種遍及全球的通貨膨脹發展，就業狀況對此作出了如此的調適，以致一旦停止通貨膨脹便不能不產生大範圍的失業。然而，一個運作中的市場經濟在加速的通貨膨脹之下無法維持，哪怕沒有別的理由，僅僅因為政府很快便會感到不得不藉着對物價與工資的管制來對抗通貨膨脹的後果。通貨膨脹始終且處處導致一種受指令的經濟，而對通貨膨脹政策的執着極有可能意味着市場經濟的毀滅，以及向一個中央指令的極權主義經濟與政治體系的過渡。

目前，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捍衞者人數又一次萎縮到極少數，主要是經濟學家。而「自由主義者」（liberal）這一名稱，正逐漸被使用，甚至在歐洲亦如此，正如在美國早已成為事實那樣，被當作本質上社會主義抱負的名稱；因為，用 J. A. Schumpeter 的話來說，「作為一種至高卻非有意的恭維，私營企業制度的敵人認為把這一標籤據為己有乃是明智之舉」。

7. 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

由於只有「英國式」或演化型的自由主義發展出了一套明確的政治綱領，因此對自由主義原則作系統闡述的嘗試將不得不集中於它，而「歐陸式」或建構論型的觀點則只會偶爾以對比的方式提及。這一事實亦要求摒棄歐陸常作的另一種區分，即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並不適用於英國式（它尤其由意大利哲學家 Benedetto Croce 加以闡發，作為 liberalismo 與 liberismo 之間的區分）。對於英國傳統而言，二者不可分割，因為把政府強制權力限制於執行公正行為的一般規則這一基本原則，剝奪了政府指導或控制個人經濟活動的權力；而授予這類權力則賦予政府本質上專斷與自由裁量的權力，這種權力不能不限制甚至連一切自由主義者都想要保障的、在個人目的之選擇上的自由。法律之下的自由蘊含着經濟自由，而經濟管制，作為對達成一切目的之手段的管制，使得對一切自由的限制成為可能。

正是在這一點上，各種類型的自由主義在要求個人自由，以及由此衍生的對個人人格的尊重方面表面上的一致，掩蓋了一項重要的分歧。在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這種自由的概念有相當明確的意涵：它首先意味著自由人不受任意的強制。但對於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而言，要防範這種強制，就必須對所有人加以約束，剝奪他們強制他人的可能。唯有按照Immanuel Kant那著名的表述，每個人的自由不超出與所有其他人同等自由相容的範圍，所有人的自由方能實現。因此，自由主義的自由概念必然是一種法律之下的自由，這種法律限制每個人的自由，以確保所有人享有同樣的自由。它所指的並非有時被描述為孤立個人之「自然自由」者，而是在社會中可能存在、並受到保護他人自由所必需之規則限制的自由。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須與無政府主義嚴格區分。它認識到，若要使所有人盡可能自由，則強制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減至那防止個人或團體任意強制他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這是一種在已知規則所界定的範圍之內的自由，它使個人只要不逾越這些界限，便有可能避免遭受強制。

這種自由也只能保障給那些有能力遵守旨在確保它的規則的人。唯有成年而神智健全、被推定為對其行為負完全責任的人，才被視為完全有資格享有那種自由，而對於兒童以及精神能力不健全的人，則認為施以不同程度的監護是適當的。並且，凡違反那旨在為所有人確保同等自由之規則者，可能會作為懲罰而喪失那些遵守規則者所享有的免於強制的豁免。

這種如此賦予一切被判定須對自己行為負責之人的自由，也使他們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法律的保護固然要協助所有人追求其目標，但政府並不應當向個人保證其努力的特定結果。使個人能夠運用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去追求自己選定的目標，既被視為政府所能為所有人確保的最大裨益，也被視為促使這些個人為他人的福祉作出最大貢獻的最佳途徑。激發出個人憑藉其特定處境與才能所能作出的最佳努力（任何當局都無從知曉這些處境與才能），被認為是每個人的自由將賦予所有其他人的主要好處。

自由主義的自由概念常被描述為一種純粹消極的概念，而這是正確的。它如同和平與正義一樣，所指的是某種惡的不存在，是一種開啟機會而非確保特定利益的狀態；儘管人們預期它會提高這樣的可能性：即不同個人所追求之目的所需的手段將得以獲得。因此，自由主義對自由的要求乃是要求清除一切人為設置的、阻礙個人努力的障礙，而非主張共同體或國家應提供特定的物品。在看來必要、或至少是確保某些服務的較有效途徑的情況下，它並不排斥這類集體行動，但將之視為一個權宜的問題，並因而受到法律之下平等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的限制。自由主義學說的衰落始於1870年代，這與一種對自由的重新詮釋密切相關，即把自由詮釋為對達致種種特定目的之手段的支配，並且通常是由國家提供這類手段。

8. 自由主義的法律概念

法律之下的自由，或免於任意強制這一自由主義概念的意涵，取決於「法律」與「任意」二詞在此語境下所被賦予的意義。部分正是由於這些用語在用法上的差異，在自由主義傳統內部存在著一種衝突：一方如John Locke，認為自由唯有在法律之下方能存在（「因為當每一個人的任性都能轄制他時，誰又能是自由的呢？」），另一方則如許多歐陸自由主義者以及Jeremy Bentham，後者表述為：「每一條法律都是一種惡，因為每一條法律都是對自由的侵犯。」

誠然，法律可被用來摧毀自由。但並非立法的每一項產物都是法律——這裡所指的法律意義，乃是John Locke、David Hume、Adam Smith、Immanuel Kant，或後來的英格蘭輝格黨人視之為自由之保障的那種法律。當他們把法律稱為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時，心中所想的僅是那些構成私法與刑法的正當行為規則，而非立法機關所頒佈的每一道命令。要在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用以描述自由之條件的意義上稱得上法律，政府所執行的規則就必須具備某些屬性——這些屬性，像英格蘭普通法那樣的法律必然具備，立法的產物卻未必具備：它們必須是關於個人行為的普遍規則，以同等方式適用於所有人，適用於數目未知的諸多未來情形，界定個人受保護的領域，因而本質上具有禁令而非具體指令的性質。因此它們也與多元私有財產這一制度密不可分。正是在這些正當行為規則所決定的界限之內，個人才被認為可以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知識與技能，以他自己認為適當的任何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的。

因此，政府的強制權力被認為應限於執行那些正當行為規則。除了自由主義傳統中一個極端派別之外，這並不排斥政府也應向公民提供其他服務。它只是意味著：無論政府可能被要求提供何種其他服務，它為此類目的都只能動用置於其支配之下的資源，而不能強制私人公民；換言之，政府不得將公民的人身與財產用作達致其特定目的之手段。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經正式授權的立法機關的法案，可能與一個專制者的行為同樣任意；事實上，任何針對特定個人或團體、而非源自一條普遍適用之規則的命令或禁令，都會被視為任意的。因此，在這個舊自由主義傳統所使用的意義上，使一項強制行為成為任意的，在於它服務於政府的某一特定目的，是由一項具體的意志行為所決定，而非由一條維護那自我生成的整體行動秩序所需的普遍規則所決定——而那整體秩序，乃是由所有其他被執行的正當行為規則所服務的。

9. 法律與行動的自發秩序

自由主義理論賦予正當行為規則的重要性，乃是基於這樣的洞見：這些規則是維持不同個人與團體（各自在其自身知識的基礎上追求自身目的）之行動的自我生成或自發秩序的必要條件。至少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理論的偉大奠基者David Hume與Adam Smith，並未假定利益的自然和諧，而是主張不同個人之間相互分歧的利益，可以透過遵守適當的行為規則加以調和；或如與他們同時代的Josiah Tucker所言，「人性中那普遍的推動者——自愛——可以被導向這樣一個方向……以致它在追求自身利益所作的種種努力之中促進了公共利益」。這些十八世紀的作者確實既是法律哲學家，也是經濟秩序的研究者，他們的法律概念與其市場機制理論密切相連。他們明白，唯有承認某些法律原則，主要是多元私有財產這一制度以及契約的執行，方能確保各個分立個人的行動計劃彼此調適，使所有人都有良好的機會去實現他們所擬定的行動計劃。正如後來的經濟理論更清晰地揭示的，正是個人計劃之間的這種相互調適，使人們在運用各自不同的知識與技能服務於自身目的的同時，得以彼此服務。

因此，行為規則的功能並非為了特定的、經一致同意的目的而組織個人的努力，而是要確保一種整體的行動秩序，使每個人在這一秩序之內，都能在追求自身目的的過程中盡可能多地從他人的努力中獲益。那些有助於形成這種自發秩序的規則，被視為過去長期試驗的產物。儘管人們認為這些規則是可以改進的，但人們認為這種改進必須緩慢地、逐步地進行，隨著新的經驗顯示其可取之處而推進。

這種自我生成的秩序的巨大優點被認為不僅在於：它讓個人得以自由地追求自身的目的，無論這些目的是利己的還是利他的。它還在於：它使那廣泛分散、關於特定時間與地點之情況的知識得以被利用——這種知識只作為那些不同個人的知識而存在，而絕無可能被某個單一的指揮當局所掌握。正是這種對特定事實之知識的利用，其程度超過任何經濟活動的中央指揮體制所能達致者，方使社會產生出如同任何已知手段所能帶來的一樣龐大的總體產品。

然而，把這種秩序的形成交予市場的自發力量，並使其在恰當法律規則的約束下運作，雖然能確保一種更全面的秩序以及對個別情況更完整的適應，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這種秩序的具體內容將不受刻意的控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聽憑機緣。法律規則的框架，以及一切服務於市場秩序形成的各種特殊制度，只能決定其一般或抽象的性質，而無法決定其對個別個人或群體的具體影響。儘管其正當性在於它增加了所有人的機會，並使每個人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身的努力，但它仍使每個個人與群體的結果同樣取決於那些他們以及任何其他人都無法控制的不可預見的情況。因此，自 Adam Smith 以來，市場經濟中決定個人所得份額的過程常被比作一場遊戲，其中每個人的結果部分取決於其技巧與努力，部分取決於運氣。個人有理由同意參與這場遊戲，因為相較於任何其他方法，它使得個人份額所從中支取的那個共同資金池更為龐大。但與此同時，它也使每個個人的份額受制於各種各樣的機緣，而且當然無法確保它始終與個人努力的主觀功績或他人對其的評價相符。

在進一步考察由此引發的自由主義正義觀的種種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考察自由主義法律觀所體現於其中的某些憲制原則。

10. 自然權利、權力分立與主權

把強制限於對一般正當行為規則之執行，這一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鮮少以如此明確的形式被陳述出來，但通常表現於自由主義立憲主義所特有的兩種觀念之中，即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或自然權利的觀念（亦被稱為基本權利或人權），以及權力分立的觀念。正如 1789 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同時是對自由主義原則最簡潔且最具影響力的陳述）所表述的：「凡權利得不到切實保障、權力分立未獲確定的社會，皆無憲法可言。」

然而，特別保障某些基本權利的觀念，諸如「自由、財產、安全以及反抗壓迫」，更具體而言如意見、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這些首先出現於美國革命的進程之中），不過是把一般的自由主義原則應用於某些被認為特別重要的權利而已；由於它局限於所列舉的權利，故其涵蓋並不及一般原則之廣。它們僅僅是一般原則的具體應用，這一點可從以下事實看出：這些基本權利中沒有一項被當作絕對權利來對待，而是它們全都只在不受一般法律限制的範圍內延伸。然而，既然依照最一般的自由主義原則，政府的一切強制行動都應限於對此類一般規則的執行，那麼任何受保護權利之目錄或權利法案中所列的一切基本權利，連同許多從未被載入此類文件的權利，都將藉由一條陳述該一般原則的單一條款而獲得保障。正如經濟自由的情形那樣，倘若個人的活動不能受制於具體的禁令（或具體許可之要求），而只能受制於對所有人一律適用的一般規則，那麼其餘一切自由也都將獲得保障。

權力分立原則在其原初意義上同樣是同一一般原則的應用，但僅限於這樣的情形：在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的區分中，「法律」一詞被理解為——正如該原則的早期倡導者無疑所理解的那樣——一般正當行為規則的狹義意義。只要立法機關只能制定此狹義上的法律，法院便只能命令（而行政機關只能實施）強制，以確保對此類一般規則的服從。然而，唯有在立法機關的權力局限於制定此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之時（如 John Locke 所認為其應當如此），這一點才成立；倘若立法機關可向行政機關發出任何其認為適宜的命令，且行政機關以此方式獲得授權的任何行動皆被視為正當，則並非如此。在被稱為立法機關的代議制議會已成為——一如在一切現代國家中所發生的那樣——指揮行政機關處理個別事務的最高政府權威，而權力分立僅僅意味著行政機關不得做任何未經如此授權之事的情形下，這並不能確保個人的自由僅僅受到自由主義理論在嚴格意義上所使用的那種法律的限制。

原初的權力分立觀念中所隱含的對立法機關權力的限制，同時也意味著對「任何」無限的或主權性的權力之觀念的拒斥，或至少是對任何有組織的權力為所欲為之權能的拒斥。拒絕承認此種主權性權力，在 John Locke 那裏甚為明確，並在後來的自由主義學說中一再出現，這是它與如今佔主導地位的法律實證主義觀念相衝突的主要之點之一。它否認一切正當權力都必須在邏輯上導源於單一主權淵源或某種有組織的「意志」這一邏輯必然性，其依據在於：對一切有組織權力的此種限制，可由一種普遍的輿論狀態所促成，這種輿論拒絕效忠於任何採取此種普遍輿論所不授權之類別行動的權力（或有組織的意志）。它相信，即便是諸如普遍輿論這樣一種力量，雖無能力制定具體的意志行為，卻仍可把一切政府機關的正當權力限制於那些具備某些一般屬性的行動。

11. 自由主義與正義

與自由主義的法律觀緊密相連的，是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它在兩個重要方面有別於如今廣為持有的看法：它建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有可能發現獨立於特定利益的、客觀的正當行為規則；而且它只關注人類行為的正義性，或關注支配人類行為的規則，而不關注此種行為對不同個人或群體之處境所產生的特定結果。尤其是相較於社會主義，可以說自由主義所關切的是交換正義，而非所謂的分配正義，或如今更常被稱呼的「社會」正義。

相信存在著可被發現而非可被任意創造的正當行為規則，這一信念建立在這樣的事實之上：絕大多數此類規則在任何時候都會被毫無疑問地接受，而對某項特定規則之正義性的任何懷疑，都必須在這一整套普遍被接受的規則的脈絡之中予以解決，其方式須使所要接受的規則與其餘規則相容：也就是說，它必須服務於其他一切正當行為規則所服務的那同一種抽象行為秩序的形成，並且不得與這些規則中任何一項的要求相衝突。因此，對任何特定規則之正義性的檢驗，便在於其普遍適用是否可能，亦即它是否證明與其他一切被接受的規則相一致。

人們常常聲稱，自由主義對於一種獨立於特定利益之正義的這種信念，依賴於一種已被現代思想斷然否棄的自然法觀念。然而，只有在此一詞語某種非常特殊的意義上，它才可被表述為依賴於對自然法的信念；而在這種意義上，說它已被法律實證主義有效駁倒絕非屬實。不可否認的是，法律實證主義的種種攻擊在很大程度上敗壞了傳統自由主義信條中這一根本部分的聲譽。就法律實證主義斷言一切法律皆是或必然是立法者（本質上恣意的）意志之產物而言，自由主義理論的確與之相衝突。然而，一旦接受了那以複數財產與契約規則為基礎的自我維持秩序之一般原則，那麼在這套普遍被接受的規則的體系之內，就會需要對具體問題給出特定的答案——這是整個體系的內在理據所必需的——而對此類問題的恰當答案，毋寧說是有待被發現的，而非被任意發明的。正是從這一事實之中，產生出那種正當的觀念，即「事物的性質」所要求的乃是某些特定的規則而非其他規則。

分配正義的理想經常吸引自由主義思想家，並且很可能已成為導致他們當中如此眾多的人從自由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主要因素之一。一貫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必須拒斥它，理由有雙重：其一，並不存在任何被公認的或可被發現的分配正義之一般原則；其二，即便能就此類原則達成一致，它們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也無法付諸實行——這個社會的生產力正建基於個人有自由為其自身目的而運用自身的知識與能力。確保特定的人獲得作為與其功績或需要（無論如何衡量）相對應之報償的特定利益，需要一種與那種——倘若個人僅受一般正當行為規則約束便會自行形成的——自發秩序截然不同的社會秩序。它需要一種如此性質的秩序（最恰當的描述是組織），其中個人被迫服務於一個共同的、單一的目的層級體系，並被要求依據一項權威性的行動計劃去做所需之事。自發秩序在此意義上並不服務於任何單一的需要序列，而僅僅為追求多種多樣的個人需要提供最佳機會；組織則預設其全體成員都服務於同一目的體系。而為了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某個權威認為他應得的東西，所必需的那種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的單一組織化的做法，必定會產生這樣一個社會：其中每個人也都必須去做這同一權威所規定之事。

12. 自由主義與平等

自由主義僅僅要求：當國家決定個人行動所須遵循的條件時，必須對所有人依據相同的形式規則行事。它反對一切法律特權，反對政府授予某些人而不向所有人開放的任何特定優惠。然而，由於若無特定強制之權，政府只能控制那些決定不同個人前景之條件中的一小部分，而這些個人在其個別能力與知識，以及其所處的特定（物質與社會）環境上，必然各不相同，因此在相同一般法律之下的平等對待，必然導致不同個人處於極為不同的地位；反之，若要使不同個人的地位或機會趨於平等，則必須由政府對他們作差別對待。換言之，自由主義僅僅要求：決定不同個人相對地位的程序，或謂遊戲規則，須是公正的（或至少並非不公正的），而並不要求此一過程對不同個人所產生的特定結果須是公正的；因為這些結果，在自由人的社會裏，總是同時取決於個人自身的行動，以及無人能完全決定或預見的眾多其他情況。

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這一要求通常被表述為：一切職業應向才能開放，或更籠統而不準確地表述為「機會平等」。但這實際上僅僅意味着：應當消除那些妨礙人晉升至較高地位的障礙，即源於人與人之間法律歧視的那些障礙。它並不意味着藉此便可使不同個人的機會趨於相同。不僅他們各別的能力不同，尤其是他們各別環境上不可避免的差異，特別是他們成長於其中的家庭，仍將使他們的前景大不相同。正因如此，那個對多數自由主義者極具吸引力的觀念，即唯有一種使所有個人在起點上初始機會均等的秩序方可被視為公正，在自由社會裏是無法實現的；它需要對所有不同個人於其中勞作的環境作有意的操縱，而這與一種自由的理想全然不可調和，在此理想中，個人得以運用自身的知識與技能去塑造這一環境。

然而，儘管藉自由主義方法所能達致的物質平等程度有其嚴格界限，爭取形式平等的鬥爭，即反對一切基於社會出身、國籍、種族、信仰、性別等等之歧視，仍是自由主義傳統最強烈的特徵之一。儘管它並不相信能夠避免物質地位上的巨大差異，它卻希望藉由垂直流動性的逐步提高來消除其鋒芒。為確保此點，主要的手段是提供（必要時動用公共資金）一套普及的教育制度，至少使所有年輕人都站在階梯之底端，繼而他們便能依其能力拾級而上。因此，正是藉由向那些尚無力自助者提供某些服務，許多自由主義者力求至少減低那些把個人束縛於其出身階級的社會壁壘。

另有一項措施，與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否相容則更為可疑，它在自由主義圈子裏亦獲得廣泛支持，即以累進稅作為手段，以促成有利於較貧困階級的收入再分配。由於找不到任何標準，能使此種累進對應於一條可謂對所有人皆相同的規則，或能限定加諸較富裕者之額外負擔的程度，因此一般而言累進的課稅似乎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相牴觸，而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一般亦如此看待。

13. 自由主義與民主

由於堅持一條對所有人皆相同的法律，並因而反對一切法律特權，自由主義遂與爭取民主的運動緊密相連。在十九世紀爭取立憲政府的鬥爭中，自由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實在往往難以區分。然而隨着時間推移，這兩種學說歸根結底所關切者乃是不同問題，這一事實的後果愈益顯明。自由主義所關切者乃政府的職能，尤其是對其一切權力的限制。民主所關切者乃由誰來主導政府的問題。自由主義要求一切權力，因而也包括多數的權力，均須受到限制。民主則漸漸把當下的多數意見視為政府權力之正當性的唯一標準。若考察二者的對立面，這兩項原則之間的差異便最為清楚地凸顯出來：與民主對立的是威權政府；與自由主義對立的是極權主義。這兩種體制並不必然各自排斥對方的對立面：民主政體很可能行使極權的權力，而一個威權政府至少在設想上亦可能依自由主義原則行事。

因此，自由主義與無限制的民主不相容，正如它與一切其他形式的無限制政府不相容。它以要求對某些原則的恪守為前提，藉以限制甚至是多數之代表的權力，這些原則或明文載於憲法之中，或為普遍意見所接受，從而切實約束立法。

因此，儘管前後一貫地運用自由主義原則會導向民主，但唯有在多數克制其權力、不藉之向其支持者授予某種無法同樣向全體公民提供的特殊優惠之時、且僅在此種克制持續之時，民主方能保全自由主義。在一個代議機關中，若其權力僅限於通過一般公正行為規則意義上的法律，多數對此種法律之間可能存在共識，則此點或可達致。但在一個慣於指揮政府之具體措施的議會中，這卻極不可能。在這樣一個兼具真正立法權與行政權的代議機關中，它在行使後者時並不受其無法更改之規則的限制，因此其多數不大可能建立於對原則的真正共識之上，而很可能由各種有組織之利益的聯盟所構成，這些利益彼此相互讓予特殊優惠。當決策乃藉由向不同群體交換特殊利益而達成之時，如在一個權力無限制的代議機構中幾乎不可避免者，而當一個有能力執政的多數之形成又取決於此種交易之時，這些權力竟會只為真正的一般利益而被運用，這實在幾乎是無法想像的。

然而，基於這些理由，無限制的民主幾乎必定會捨棄自由主義原則，轉而採取有利於支持多數之各群體的歧視性措施，這固然似乎是確定無疑的，但同樣可疑的是：若民主捨棄了自由主義原則，從長遠看它是否還能保全自身。倘若政府承擔起過於廣泛而複雜、以致無法藉多數決議有效引導的任務，則實際權力似乎必然會落入一個日益脫離民主控制的官僚機構之手。因此，民主對自由主義的捨棄，從長遠看亦不無可能導致民主本身的消亡。尤其可以毫不懷疑的是：民主似乎正趨向的那種受指揮的經濟，其有效運行需要一個擁有威權權力的政府。

14. 政府的服務職能

自由主義原則所要求的、把政府權力嚴格限定於執行一般公正行為規則，僅僅指涉政府的強制權力。除此之外，政府還可運用置於其支配下的手段，提供許多並不涉及強制的服務，唯藉課稅以籌措此等手段者除外；而且，或許除自由主義運動中某些極端派別外，政府承擔此類任務的可取性從未被否認。然而，在十九世紀，這些服務仍屬次要，且主要具有傳統意義，自由主義理論對之鮮有討論，僅僅強調此類服務最好交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掌理。其指導性的考量乃是擔憂中央政府會變得過於強大，並寄望於不同地方當局之間的競爭能切實控制並引導這些服務沿可取的方向發展。

財富的普遍增長，以及隨之而來、得以滿足的種種新訴求，此後導致了那些服務性活動的巨大增長，並使得對它們採取一種比古典自由主義所曾採取者遠為明確的態度成為必要。毫無疑問，有許多此類服務，經濟學家稱之為「公共財」，它們極為可取，卻無法藉市場機制提供，因為若提供之，它們將惠及每一個人，而無法僅限於那些願意為之付費者。從防範犯罪或防止傳染病蔓延及其他衛生服務等基本任務，到大型城市集聚區所最為尖銳地引發的種種繁多問題，所需的服務唯有在以課稅籌措其成本之手段時方能提供。這意味着：倘若這些服務終究要被提供，則至少其經費，縱使未必連同其運作，亦須置於擁有課稅權之機構的手中。這並不意味着政府被賦予提供這些服務的專屬權利，自由主義者將希望保留這樣一種可能性：一旦發現藉私人企業提供此類服務的途徑，便可如此行之。他亦將保有那種傳統的偏好，即這些服務應盡可能由地方而非中央當局提供，並由地方稅款支付，因為藉此方式至少能保全受益於某項特定服務者與為之付費者之間的某種聯繫。但除此之外，自由主義在這一日益重要的廣闊領域中，幾乎尚未發展出任何明確的原則以引導政策。

未能將自由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於新問題，這一點在現代福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表露無遺。雖然其諸多目標本應能夠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達成，但這需要一個緩慢的、試驗性的過程；然而，那種要以最直接見效之途徑來實現這些目標的渴望，卻處處導致了自由主義原則的被棄置。尤其是，本來應當能夠藉着發展一種真正具競爭性的保險機構來提供大部分社會保險服務，甚至連保障全體國民的最低收入也本可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設立；但當局卻決定把整個社會保險領域變成政府的壟斷，並把為此目的而建立的整套機構轉化為一部龐大的收入再分配機器，這便導致了經濟中由政府控制的部門逐步擴張，以及自由主義原則仍然盛行的那部分經濟持續萎縮。

15. 自由主義立法的積極任務

然而，傳統的自由主義學說不單未能充分應對新的問題，也始終未曾為一套旨在維持有效市場秩序的法律框架制定出一個足夠清晰的綱領。若要使自由企業制度發揮有益的作用，僅僅讓法律滿足前文所述的消極標準是不夠的。同樣必須使其積極內容足以令市場機制運作得令人滿意。這尤其需要那些有利於維持競爭、並盡可能抑制壟斷地位形成的規則。這些問題在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學說中多少受到了忽視，直到較近期才由若干「新自由主義」群體加以系統的考察。

不過，在企業領域，假如政府不曾以關稅、公司法的某些特徵以及工業專利法去助長壟斷的發展，壟斷大概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除了使法律框架具備有利於競爭的性質之外，是否還需要或值得採取對抗壟斷的具體措施，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倘若確有此需要，古老的普通法對「限制貿易之共謀」的禁令本可為這一發展奠定基礎，然而這項禁令長期未被援用。直到相對晚近，先是美國於1890年的《謝爾曼法》，而在歐洲則大多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才開始嘗試有意識的反托拉斯與反卡特爾立法；由於這類立法通常賦予行政機構以裁量權，它們與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想並不完全相容。

然而，未能應用自由主義原則因而導致種種發展、日益妨礙市場秩序運作的領域，乃是有組織勞工或工會的壟斷。古典自由主義曾支持工人對「結社自由」的要求，或許正因如此，它日後未能有效地反對勞工工會演變成一種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得以運用他人所不被容許之強制手段的機構。正是工會的這種地位，使得用以決定工資的市場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而倘若價格的競爭性決定不同樣應用於工資，市場經濟能否得以保存，是極其值得懷疑的。市場秩序是否將繼續存在，抑或被一種中央計劃的經濟體系所取代，很可能取決於是否有可能以某種方式重建一個具競爭性的勞動市場。

這些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它們如何左右了政府在另一主要領域中的行動之上：在這一領域，人們普遍認為一個運作良好的市場秩序需要政府的積極作為，即提供一套穩定的貨幣制度。古典自由主義曾假定，金本位提供了一種調節貨幣與信貸供應的自動機制，足以確保市場秩序的運作；然而歷史的發展事實上卻造就了一種信貸結構，使其高度依賴某個中央當局的有意識調控。這種調控曾有一段時期被交付予獨立的中央銀行掌握，但近時已實際上轉移到了政府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預算政策已被定為貨幣調控的主要工具之一。於是政府便對決定市場機制賴以運作的一項基本條件負起了責任。

在這一處境下，西方各國政府為了在被工會行動推高的工資水平下確保足夠的就業，被迫推行一種通貨膨脹政策，使貨幣需求的上升快於商品的供給。它們因此被推入一場不斷加速的通貨膨脹，而對此它們又覺得不得不以對價格的直接管制加以抵銷，這又使市場機制有日益失靈之虞。正如歷史一節中已經指出的那樣，這似乎正在成為一種途徑，憑藉它，作為自由主義制度根基的市場秩序將逐步被摧毀。

16. 精神自由與物質自由

本文所集中論述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說，在許多自視為自由主義者的人看來，並非其信條的全部，甚至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自由的」一詞往往，尤其在近時，被用於這樣一種意義：它所描述的主要是一種一般的心智態度，而非關於政府應有職能的具體見解。因此，在結尾處回過頭來論述一切自由主義思想那些較為一般的基礎與其法律、經濟學說之間的關係，是恰當的；藉此以表明後者乃是對那些理念加以一貫應用的必然結果——正是這些理念導致了對精神自由的要求，而自由主義各個不同的支流在這一要求上是一致的。

可以說，一切自由主義主張賴以發源的核心信念是：倘若我們不依賴於對任何一人既有知識的應用，而是鼓勵那種人與人之間交換意見的過程，便可望獲得更為成功的社會問題解決之道，因為更好的知識正可望從這一過程中湧現出來。人們所設想能夠促進真理之發現，或至少促成所能達致的最佳真理近似的，正是對人們源自不同經驗的不同意見所作的討論與相互批評。之所以要求個人意見的自由，恰恰是因為每一個人都被視為可能犯錯，而最佳知識的發現只被指望於自由討論所確保的對一切信念之持續檢驗。或者換一種說法，人們所指望的向真理逐步邁進的進展，與其說是源自個人理性的力量（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對此抱有疑慮），毋寧說是源自人與人之間討論與批評之過程的成果。甚至個人理性與知識的增長，也只有在個人成為這一過程之一部分的限度內，才被認為是可能的。

精神自由所確保的知識之進步或曰進展，以及由此而來的人類達致其目標之能力的增強，乃是極為可取的——這是自由主義信條中不容置疑的前提之一。人們有時指責它把重心完全放在物質的進步上，這並不甚公允。誠然，它確實指望大多數問題的解決有賴於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但它同時還抱有一種多少未經審視、卻很可能在經驗上站得住腳的信念，即自由也將在道德領域帶來進步；至少看來確是如此：在文明邁進的時期，那些在早先時代僅被不完整或片面地承認的道德觀念，往往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接受。（自由所造就的迅速的精神進步是否也帶來了審美感受力的增長，這或許更值得懷疑；但自由主義學說從未在這方面聲稱有任何影響。）

然而，一切支持精神自由的論據，同樣適用於為做事的自由、即行動自由所作的辯護。那些導致意見分歧、並由此產生精神增長的多樣經驗，反過來又是不同的人在不同處境下採取不同行動的結果。正如在精神領域，在物質領域亦然，競爭乃是最有效的發現程序，它將引領人們找到追求人類目標的更好途徑。唯有當為數眾多的不同做事方式得以被嘗試時，個人經驗、知識與技能才會呈現出如此豐富的多樣性，以致對最成功者的持續篩選將帶來穩步的改進。由於行動乃是個人知識的主要來源，而知識進步的社會過程正建立在個人知識之上，故為行動自由所作的辯護，與為意見自由所作的辯護同樣有力。而在一個建立於分工與市場之上的現代社會中，大多數新的行動形式都產生於經濟領域。

然而，還有另一個理由說明，何以行動自由，尤其是常被描繪為次要的經濟領域中的行動自由，事實上與心智的自由同等重要。倘若選擇人類行動之目標的乃是心智，那麼這些目標的實現便取決於所需手段之可得；而任何賦予人對手段之支配權的經濟管制，也同時賦予了人對目標之支配權。倘若印刷的工具受政府控制，便不可能有出版自由；倘若所需的場所受其控制，便不可能有集會自由；倘若交通工具是政府的壟斷，便不可能有遷徙自由，如此等等。正因如此，政府對一切經濟活動的指揮——常常是懷着為一切目的提供更充裕手段這一徒勞的希望而推行的——無一例外地帶來了對個人所能追求之目標的嚴厲限制。二十世紀政治發展中最為意味深長的教訓，大概便是：在我們已學會稱之為極權主義的那些制度中，對生活之物質部分的控制，賦予了政府對精神生活的深遠權力。正是那眾多不同而獨立、隨時準備供應手段的機構，才使我們得以選擇我們將要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