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

國民經濟學所謂「市場」，是指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分工經濟（市場經濟）中，藉以把生產引導到那些最能滿足消費者最迫切需求之途徑上的過程。

消費者是至高無上的。他們透過購買或不購買，決定企業家的盈利或虧損。盈利與虧損把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引導到那些懂得如何最切合目的地為消費者服務而善用之的人手中。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項社會委託；倘若受託人不遵從其委託者，即消費者，所給予的各項指示，這項委託便會被收回。

一宗生意若服務於對消費者最佳的供應，便是有利可圖的；若消費者寧願把有關的生產資料作另一種用途，則它便是無利可圖的。只要人們仍處於市場經濟的框架之內，而不質疑消費者的至高無上地位，把盈利能力與生產能力構造成一種對立便毫無意義。誰把一宗有利可圖的生意稱為無生產力的，便是把他自己關於何者應被生產與消費的見解，置於市場各方的見解之上。他僭妄地以為，自己比消費者本身更清楚甚麼對消費者有益。他這樣做時，把自己的個人判斷塑造成一種看似普遍有效的真理與生活準則。當他要求國家權力採取強制措施，以貫徹生產能力而抑制單純的盈利能力時，他便默然假定，所有人關於何者有生產力、何者沒有的判斷彼此一致，而且他自己的見解亦將成為當局的見解。

人們在描述市場過程時，慣於談論經濟力量的自由運作。另一個常用來刻畫市場的形象，是自動機制的形象。人們把一個據稱盲目運作的自動機制，與明智籌劃的當局之有意識干預相對立。此類比喻性的說法掩蓋了事實。一切市場現象都是所有那些想在市場上買賣的人，為盡可能滿足其需求而作的努力之結果。把這些個人的行動標誌為無意識的行為，以與當局的有意識干預相對立，乃是錯誤的。

人在其經濟上的作為與不作為中，亦並非不會犯錯。任何人都有自由去指摘其同胞的行為，例如他們對含酒精飲品、性質可疑的表演、摔角與拳擊比賽以及諸如此類的偏好，並嘗試勸說他們更明智地運用其資財。然而，若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並把個人置於當局的監護之下，那些源於人類心智之不足的問題絕不會因此而得到解決。國王、領袖與官員同樣是人，同樣會犯錯。市場賦予個人的自由，或許可從形上學的思路加以質疑。然而它在滿足需求的領域中，體現了那構成西方文化之本質、並在原則上使其有別於東方生活方式的自由理想。在此意義上，最終由消費者所主宰的市場，乃是現代社會秩序與文化的一項本質要素。

在一個其餘部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框架內運作的國家及市政企業，與私營企業一樣依賴市場。它們必須作為買方（購買原料、半製品、工具與勞動）與賣方（出售商品或服務）而融入市場交往之中，並且為求自存，必須力求獲取盈利、避免虧損。試圖藉由以稅款撥款彌補公營企業的經營與資本虧損，來緩和或消除這種依賴，只不過是移轉了市場反應的著力點而已。因為決定這項稅負最終由誰承擔、以及它如何作用於生產、貨物供應、資本運用與收入形成的，並非徵稅的國家，而是市場的運作機制。如此，買方的至高無上地位以及市場規律的不可規避性，在此處同樣得到體現。當人們談及國民經濟的私人資本主義部門與國家部門時，不可忘記國家部門同樣依賴市場。

市場上盛行的那種以盡可能最佳方式使生產適應消費者願望的傾向，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那就是壟斷價格的情況。要使壟斷價格成為可能，僅僅某種貨物或服務的供應被壟斷是不夠的，還必須加上一種特殊形態的需求。消費者必須如此高地評價該壟斷貨物，以致當其價格被提高至超過潛在的競爭價格時，他們不會在如此程度上縮減購買，使賣方的處境比按競爭價格出售時更差〔→壟斷〕。

一個例子或可說明壟斷價格的作用。在銅的競爭價格之下，存在著一種把礦藏開採至某一點的傾向，在該點上，進一步的開採已不再能彌補互補性的物質與人力生產資料所需的額外耗費。在銅的壟斷價格之下，開採則在較早的一點上中止。由此而節省下來的非特定互補性生產資料，被轉作他用，以生產一些消費者否則便會無從獲得的物品。然而消費者本來寧願獲得較佳的銅供應，而不要這些其他物品的供應。

市場價格每每趨向於這樣一種狀態：在其中需求與供需彼此相符。在這個價格——古典學派稱之為自然價格，較早的主觀主義者稱之為均衡價格，而我們較宜稱之為終極價格——之下，一切想買的人都能買，一切想賣的人都能賣。然而，由於決定價格的各項因素持續不斷地變動，現實中的終極價格——與均勻經濟（靜態均衡的經濟）這一思想圖像不同——總是在市場價格達到它之前便一再變化。

干預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們聲稱，由國民經濟學家所發展出來的市場與價格理論，只適用於一種由中小型企業構成的經濟之情況。標誌著「晚期資本主義」的大型企業據說是如此強大，以致能把它們的意志強加於消費者。面對這些龐然巨型企業，不可能存在任何競爭。據稱在其所及的範圍之內，再也不存在任何與國民經濟學所稱之市場相對應之物。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們把鐵路公司稱作此類大型企業的典型例子，認為不可能有任何競爭能與之抗衡。然而鐵路那據稱不可抗拒的力量，並未能阻止、甚或哪怕只是延遲那些最危險的競爭者——汽車與飛機——的出現。一旦有甚麼東西進入市場，較今日大型企業所生產者更合消費者之意，同樣的過程便會重演。一家企業愈是龐大，它便愈強烈地依賴市場，亦即依賴消費者。正因如此，大型企業發展出了市場分析以及對消費者願望作系統研究的方法〔→市場研究〕。

為招徠顧客而支出的款項之上升，同樣顯示了買方那壓倒性的力量〔→廣告〕。

競爭不僅存在於那些以同一種物品出售的人之間，亦存在於那些想出售不同物品的人之間。一名消費者用於購買任何一種商品的款項，會減少他能用於購買其他商品的款項。所有企業家都努力把公眾可動用的貨幣資金盡可能多地引入自己的金庫。一切商品與服務都與所有其餘的商品與服務相競爭。倘若人們把生產者使其產品「差異化」的努力——亦即賦予其產品某些特性，使其在公眾眼中顯得比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更值得渴求——視為旨在使競爭變得「壟斷性」的措施，那便是誤解了→競爭的本質。藉由這種產品差異化來勝過競爭對手的努力，乃是競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正是這種努力，激發並維持著資本主義市場所內含的、那股致力於持續改善需求供應的力量。

經濟活動服務於滿足未來的需求。由於關於未來的形態無法有把握地預言任何事，一切以滿足需求為目標的作為都建基於推測與預期之上。不僅生產者的行動，連消費者的行動亦帶有投機性。購買的消費者所估算的是，所購得的貨物將比其他貨物更佳地滿足他未來的需求——為了能購買這一貨物，他暫且擱置了那些其他貨物的購買。一切經濟活動，包括自給自足者的經濟活動以及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之領導者的經濟活動，都是→投機。誰把時間、金錢與心力花費於為某一特定職業活動而作的培訓，同樣是在投機。唯有未來才能決定他是否行動正確。

我們把關於未來——既指下一瞬間的未來，亦指較遙遠的未來——之價格形態的→預期之總和，稱為市場情勢。市場各方乃是從對最近成交各筆交易所支付價格的認識，以及對那些已經出現或預期出現的新事實將在這些價格上引致何種變化的估計中，形成這些預期。每一個人都會感到欣喜，倘若那些決定了他行動的預期被證明是正確的，或倘若情況的發展比他所預期的更為有利。然而，倘若結果顯示，採取另一種做法本會更切合目的，那麼那些因錯誤判斷未來情勢（投機失誤）而蒙受損失的人，便傾向於提出要求，要國家權力前來援助他們。能夠提供此類國家援助的唯一來源，便是削減那些投機正確者的盈利。這種拉平盈利與虧損的政策推行得愈遠，市場便愈被阻礙於履行其職能。那為生產規定方向的任務，便不得不由國家來承擔。

市場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一切價格彼此關聯、互相制約。市場的每一部分都依賴於所有其他部分，並反過來影響它們。曾經有、甚至直至今日仍有一些人群，以完全的自給自足生活於那涵蓋世界其餘部分的交換社會之外。然而，在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之內，一切行動都潛在地與市場相連。誰在某些需求方面是自給自足者，便既影響著有關物品的市場價格，亦受其影響。

那些用以買賣生產資料的分市場，與各種供使用及供消費之製成貨物的分市場一樣，都依賴於最終消費者〔→各市場〕。證券交易所亦然。證券交易所決定著把可供額外投資之用的資本財，分配於各種不同的投資機會。新形成的資本，以及那些對應於儲備形成與折舊、為彌補過往生產中所耗用之資本財而作出、可供重新投放之用的資金，都藉由→交易所被引導到那些在投機者看來似乎提供最有利前景的生產途徑上去。在交易所本身既不產生盈利，亦不產生虧損。證券買賣交易中的盈利與虧損，乃是投資活動正確或不正確地預先估量消費者未來行為之結果。

→ 勞動市場上的價格形成，與實物生產資料市場上的價格形成一樣，取決於最終消費者的需求。對於舞台名伶與職業運動員的收入而言，這一點從未受到質疑。然而，在形成其餘一切勞務與工作成果之工資的市場上，情況亦無二致。在自由的，亦即不受任何強制力量阻礙的勞動市場上，存在著一種趨勢，使每一種勞動的工資都被確定在這樣的水平上，即一切願意按此工資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而一切願意按此工資率僱用工人的人都能找到工人。自由勞動市場趨向於充分就業。倘若藉由政府命令或工會的強制措施，確立了超過潛在市場工資率的最低工資，那麼就會在一部分求職者當中產生持久的失業（制度性失業）。

John Maynard Keynes 對此亦予承認。他所建議的充分就業政策，其特殊之處在於：它並不藉由恢復自由勞動市場，而是藉由增加貨幣數量來謀求消除制度性失業。Keynes 在此所依據的期望是：在維持名義貨幣工資的情況下，由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所造成的實際工資逐步「自動」下降，所遭遇的工資領取者的抵抗，將小於公然嘗試使貨幣工資適應市場時所遭遇的抵抗。鑒於指數方法所獲得的普及程度，這一期望是否成立，或許值得懷疑。

在均勻經濟或靜態經濟的思想圖像中，每一種產品的價格都等於為其互補性生產資料所支付之價格的總和，再加上與所需生產時間相對應的利息。因此既無利潤，亦無虧損。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經濟中，供應與需求之間總是一再出現不一致。為消除此種不一致，生產必須重新適應已改變的狀況。企業家的利潤或虧損，正是從這一適應過程中產生的。

利潤或虧損是這樣一種情況的結果：生產對新局面的適應，並非在整個市場體系中一蹴而就地完成。那些正確地預見了變化並據此行動的企業家獲得盈餘，因為他們一方面為產品取得較高的價格，另一方面尚能以與先前局面相對應的較低價格購入生產資料。隨著事態的推進，他們利潤的這兩個來源都會枯竭。獲利商品產量的增加會壓低其價格，同時互補性生產資料的價格則會上漲。倘若不再出現進一步的變化，那麼便會達致靜態均衡，在此狀態下既無利潤亦無虧損。市場上存在著一種使利潤與虧損趨於消失的趨勢。利潤與虧損之所以是持久的現象，唯一的原因在於經濟數據總是一再發生變化，而均勻經濟不過是一個現實生活從不與之相符的思想圖像。利潤與虧損在某種意義上是消費者所衡量出的獎賞與懲罰，用以回報對其願望或快或慢的滿足。

若把企業家利潤與企業家虧損的出現稱為一種過渡現象或摩擦現象，而把它們的缺席稱為經濟的理想狀態，那將是不恰當的〔→ 企業家收入〕。永不止息地追求改善需求的滿足，乃是人的一項特徵。國民經濟學所談的均衡狀態，並不是一個從任何觀點看來其達成都顯得可欲的目標。它是一種思想上的輔助手段，旨在傳達對另具樣態的現實之認識。當人們把不存在靜態均衡的市場稱為不完全的市場，把在此市場上進行的競爭稱為不完全或 → 不完整的競爭時，其中便摻雜了政治上的成見。

在建基於征服與以暴力佔取土地之上的社會秩序中，Adam Ferguson、Claude Henry de Rouvroy de Saint-Simon 與 Herbert Spencer 將之稱為軍國主義，而當代盎格魯-撒克遜的著述則稱之為封建主義，土地所有權分配上的不平等乃源於政治。一個人是富是貧，端視征服者或其後繼者分配給他的多寡而定。佔有分配的改變只能藉由政治措施來實現。

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一種趨勢，使生產資料被置於那些懂得按消費者的意願最善加運用它們的人之掌握之中。收入與財產規模上的不平等，乃是消費者行為的結果。正是消費者使一些人致富，使另一些人貧窮。倘若人們執意要堅持那把市場經濟中的實情顛倒呈現的「收入與財產分配」這一說法，那就必須清楚：這種分配是由消費者所進行的，而他們在此過程中所專注的，唯有對其自身利益的盡可能最佳的維護。在軍國主義的社會秩序中，或許可以說，窮人的匱乏正是富人富足的對應面。在市場經濟中，富人財產的增長與其他人財產的縮減，乃是社會其餘成員之需求滿足得到改善的結果。正是那些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過程，使巨大財產得以產生又消失。把巨大財產的形成視為對其餘國民同胞福祉之損害的看法，誤解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市場經濟財富的源泉，是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旨在拉平收入與財產規模上之不平等的措施，是以犧牲消費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的。從消費者利益的立場來看，對營業虧損課稅，要比對營業利潤課稅更為有理。財產與收入的不平等，乃是市場經濟的一項本質要素。Karl Marx 與 Friedrich Engels 在《共產黨宣言》中正確地認識到，「高度累進稅」與「廢除繼承權」會導致市場經濟的毀滅。

當前的干預主義政策意在抵消消費者在市場上所作的決定。它要排除市場。人們在此並不總是清楚：到頭來，當局終須接管生產過程的領導權，從而以社會主義取代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