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alogia.

Amonn 接替 Mayer 出任布拉格的講座教席，因而同時成為 Engländer 在布拉格德意志大學的同事。

自維也納求學時期在 Kelsen 與 Spann 門下結下的終生友誼；1938 年後仍持續通信（1938 至 1959 年）。

與 Engel-Janosi 同為 Geistkreis 成員；兩人也經常在 Mises 私人研討班上相聚。

同為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Schütz 於 1945 年在 Geistkreis 的老成員之間發起募款，以接濟經濟拮据的 Fröhlich 一家。

在退休前積極授課的最後幾年裏，Menger 是 Lederer 在維也納的老師之一。

Sax 起初是 Menger 的競爭對手，後在 Methodenstreit 中成為其同道，但在 1887 年後數年又重新與奧地利學派保持距離。

Carl Menger 於 1887 年在維也納大學指導 Ernst Seidler von Feuchtenegg 完成 Dr. jur.（法學博士）學位。

1904年在維也納大學法律與國家學系，師從 Carl Menger 與 Eugen von Philippovich 取得博士學位。

直到讀了 Menger 的《Grundsätze》（國民經濟學原理），Wieser 才尋得所求的視角；他事後回顧，認為這是從「思想之困」中獲得的解放。

Menger 在退休時列舉其取得教授資格的弟子，並未提及 Groß；儘管雙方藉維也納教授資格論文有正式聯繫，關係卻顯曖昧。

曾在 Czernowitz（今切爾諾夫策／Chernivtsi）與維也納兩所大學攻讀法律，傳記中明確將他稱為 Menger 的學生。

Ludassy 是 Carl Menger 為已畢業、已就業並對國民經濟學感興趣者所開設研討班中最出色的學生之一。

Landesberger 屬於奧地利學派，是 Carl Menger 在維也納大學的學生。

在維也納大學，Inama（1881年起任名譽教授）與 Menger（1873年起任正教授）同屬國家學的教授團；在所用的史料中，並無記載兩人在 Methodenstreit 中直接交鋒。

1884至1887年在因斯布魯克大學攻讀法律，師承者之一為 Carl Menger。

Carl Menger 的「得意門生」及最後一位取得教授資格的弟子；在維也納大學攻讀經濟學與法律。

自1890年起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歷史、法律與經濟學，並修讀 Carl Menger 的國民經濟學課程；承襲了後者對精確概念界定與因果探究的要求。

完成法學學業之後，由 Carl Menger 主持其教授資格論文。

Wilhelm Rosenberg 是 Carl Menger 在維也納的學生。

自 1908 年 3 月起為 Mises-Perels 圈子的共同創立者；在維也納商會為同事。這段關係隨 Cronbach 於 1913 年逝世而結束。

Amonn 與 Schumpeter 都是 1932 年 Lederer 紀念文集的供稿人；Lederer 與 Amonn 同屬一個介於維也納傳統與 Heidelberg-Berlin 傳統之間的德語社會經濟學家圈子。

在論述維也納稅收理論的學說史文獻中，他與 Emil Sax 一同被視為兩位傑出的奧地利稅收理論家；二人各自平行地發展出一套以邊際效用為基礎的財政學。

1894 年接替 Emil Sax，出任布拉格德意志大學的副教授。

自維也納求學時期起的終生友誼，共同的老師為 Kelsen 與 Spann，並一同參與各種圈子；流亡美國期間，於 1938 至 1959 年間有密切的書信往來。

同為 Geistkreis 的成員（Voegelin 為創始成員）；1944 年，Engel-Janosi 自美國流亡地致函 Voegelin，談及維也納的圈子文化無法移植到美國。

二人皆為維也納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僚；二人於 1938 年仍身處奧地利，移居海外後在美國的維也納僑界中保持聯繫。

Amonn 自 1907 年起在維也納國家學研究所擔任 Philippovich 的助理；他於 1910 年通過答辯的教授資格論文，1911 年刊於由 Philippovich 與 Bernatzik 主編的《維也納國家學研究》（Wien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中。實際上是其維也納早期階段的學術導師。

Cronbach 以旁聽生身份修讀 Philippovich 在維也納大學的國民經濟學講座。Philippovich 的社會政策取向，很可能也形塑了她日後對家庭手工業與勞工保護的興趣。

Emil Lederer 在維也納大學師從 Philippovich、Wieser 及 Böhm-Bawerk 等人研習經濟理論。

Somary 於 1904-1906 年間在維也納大學擔任 Philippovich 的助理；Philippovich 後來為他介紹了英奧銀行行長助理的職位。

在維也納求學期間，受 Eugen 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 影響而轉向國民經濟學；Philippovich 與 Wieser、Böhm-Bawerk 同屬維也納大學中具影響力的 Menger 門生圈。

Philippovich 於 1913 年以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的身份，在維也納大學擔任 Mises 教授資格論文的正式指導者。

與 Böhm-Bawerk 的課程同時，Rappard 於 1908/09 年在維也納修讀 Philippovich 的研討課。

Cronbach 在維也納亦修讀 Böhm-Bawerk 的講座，因而在人脈上屬於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

Lederer 修讀 Böhm-Bawerk 的講座，並參加他在維也納的研討課：這是與維也納邊際效用學派一次具決定性意義的相遇。

Perels 參加了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的私人研討班，並在那裡結識了 Mises 與 Schumpeter。由於 Perels 取得的是 Dr. iur.（法學博士），並無正式的博士指導關係的記載。

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在本業之餘專注於 Böhm-Bawerk 的利息理論，編輯出版了他所敬仰的 Böhm-Bawerk 的短篇著作，並在其教授資格論文中更新並擴展了對 David Ricardo 的批判。

Wieser 與 Böhm-Bawerk 是維也納大學的少年時代及同窗摯友，同時又是姻親；1880 年 Böhm-Bawerk 娶了 Wieser 的妹妹 Paula。這段關係因而在多重意義上是一生的同行者。

Eugen Böhm-Bawerk 在因斯布魯克任教期間的學生；在此基礎上，他於 1889 年取得國民經濟學的 venia legendi（授課資格），並轉向邊際效用學派。

Schumpeter 與年輕的 Mises 一同參加了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大學著名的私人研討班。

Schumpeter 與年輕的 Mises 一同參加了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大學著名的私人研討班。

於維也納大學求學，並於1914年在 Eugen von Böhm-Bawerk 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以數學進路探討貨幣與信用經濟。

師從 Eugen von Böhm-Bawerk，並參與其在維也納大學的研討課；與 Menger 同為促使 Mises 轉向奧地利學派的關鍵師長之一。

於1884至1887年在 Innsbruck 大學修讀法學，師長之一即為 Eugen von Böhm-Bawerk；當時 Böhm-Bawerk 任教於 Innsbruck。

年紀輕輕便獲准進入 Eugen von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大學的私人研討課，是 Böhm-Bawerk 最年輕的學生之一。

Strigl 年紀甚輕便獲准進入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的私人研討課。同期參與者包括 Otto Bauer、Nikolai Bucharin、Ludwig von Mises、Otto Neurath 與 Joseph Schumpeter 等人。

身為主觀主義的價值理論家，在直接人頭稅改革中與時任主管官員的 Eugen von Böhm-Bawerk 共同將累進稅制付諸實行。

於1892年出任 Innsbruck 大學正教授，接替 Eugen von Böhm-Bawerk 的講座；在奧地利學派精神之下體現了教席的制度延續。

Rappard 於1908至1909年參加 Böhm-Bawerk 在維也納的研討課；Böhm-Bawerk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奧地利學派最具影響力的師長之一。

Wikiberal 提到 Rosenstein-Rodan 是同時代人物，在維也納的數理經濟學圈中採取相近的方法論進路。

求學時期的科學哲學師長；後來長期在 Mises 私人研討課與 Geistkreis 中並肩同行，並為現象學上的合作者。

Geistkreis 同仁；Kaufmann 與 Engel-Janosi 同樣在 Mises 私人研討課中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的身份活躍。

同為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並一同參與 Mises 私人研討課。

在維也納大學的同窗，至1904年取得博士學位之時為止。

在維也納大學的同窗，至1904年取得博士學位之時為止。

Strigl 於 1928 年在一部由 Frank Albert Fetter 共同編輯的文集中發表文章；Fetter 擔任該卷的編者。

Mises 將 Engliš 與 Cuhel 並列為對奧地利學派周邊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兩位捷克經濟學家。

1921 年 Geistkreis 的共同創辦人；曾共同參加 Mises 的私人研討班。

Hayek 於 1921 年以秘書身份進入奧地利清算機構，該機構先前的負責人是 Perels，自 1921 年起則由 Mises 主持。兩人在職務交接之際直接會面是合理的推斷。

Voegelin 是 1921 年由 Hayek 與 Josef Herbert Fürth 創立的 Geistkreis 的成員；兩人自維也納時期起便結下終生的友誼。

由 Hayek 與 Herbert Furth 於 1921 年創立的 Geistkreis 的成員；Engel-Janosi 在第一個十年內加入，其後記述了眾多演講主題。

Hayek 與 Machlup 均出席了 1947 年朝聖山學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創立大會；Machlup 作為長期會員一直與該學社保持聯繫。

Shackle 在 Hayek 指導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後，隨即轉向激進的主觀主義，並將其推進至虛無主義的地步。

Hayek 是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的創所所長，Tintner 於 1930 年在該所開始擔任研究人員。

曾為 Hayek 發起的朝聖山學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成員；於 1948 年加入。

修業期後於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成為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的同事；雙方合作直至 1948 年轉赴 Johannesburg 為止。

Lachmann 在 LSE 屬於 Hayek 最親近的學術圈子，並由此一脈絡進一步發展出激進的主觀主義。

兩人皆為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同時亦是景氣研究所主管職位上的前任與後任（Hayek 至 1931 年，Morgenstern 1931 至 1938 年）。

兩人皆為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以其著作及主編的文集《自由的邏輯》（Logik der Freiheit）為德語區重振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尤其是 Hayek 的著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共同成員。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的親傳弟子；1935 年向 LSE 提交了由 Hayek 指導的博士論文《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Free Banking Alternative》。

與 Hayek 同為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兩人自 1920 年代中期起亦參與 Mises 私人研討班。

Hayek 在受聘日內瓦之前曾於 IHEID 擔任客座講學，並於 1947 年邀請 Rappard 為 Mont Pèlerin 創立大會作開幕致辭。

兩人皆為兩次大戰之間維也納 Geistkreis 的成員。

修業期間於維也納大學講授國民經濟學的學術師長。

Cronbach 曾在維也納大學聽 Wieser 講課。

Wieser 與 Böhm-Bawerk 同為 Lederer 在維也納修讀國民經濟學時影響深遠的大學師長。

在 Universität Wien 的法律與國家學系師從 Eugen von Böhm-Bawerk 與 Friedrich von Wieser 修讀。

Hayek 於 1921 年在 Universität Wien 師從 Friedrich von Wieser 取得法學博士學位（Dr. iur.），並成為其最忠實的弟子（「his most faithful disciple」）。

自 1920 年起在 Universität Wien 修讀國民經濟學，師長之一為 Friedrich von Wieser。

Haberler 在 Universität Wien 修讀，師長包括 Friedrich von Wieser 與 Ludwig von Mises（1925 年取得國家學博士學位）。

Mayer 於 1923 年獲任命為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繼任者，接掌維也納的講座教席；Wieser 去世後，Mayer 遷入其遺留在維也納第 19 區的宅邸。

1907 年在 Universität Wien 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 bio_de 及 Klausinger 的研究中均被列為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弟子。Wieser 與 Mayer 之間發展出一種父子般的關係，並竭盡所能加以提攜。

在 Universität Wien 修讀法律期間，受 Menger 弟子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影響而轉向國民經濟學。

Wieser 於 1903 年獲任命至 Universität Wien 後，Mises 是其政治經濟學系列講課中的學生之一，並被視為 Wieser 的弟子。

於 1894 年與 Friedrich von Wieser 一同出任布拉格德意志大學的副教授。

終生的友誼，源於 Mises 私人研討會與 Geistkreis（智識圈）。

Kauder 在 1932 年的一封信中將 Machlup 稱為奧地利學派的「異類代表」。

在維也納 1920 至 1930 年代與 Voegelin 同為 Geist-Kreis（智識圈）的成員。

1947 年在日內瓦湖畔的 Vevey 召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39 位非集體主義思想家，其中包括 Fritz Machlup，以創立 Mont Pèlerin Society。次序按出生年份排列（Machlup 1902 年早於 Hayek 1899 年，此處 Hayek 列於 Machlup 之前）。

Geistkreis（智識圈）的同儕；Machlup 與 Engel-Janosi 後來同樣移居美國，成為通往美國學術文化的橋樑。

兩人都是 Mises 私人研討會的參與者；Machlup 與 Morgenstern 均屬其常規成員。

兩人皆為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Geistkreis（智識圈）與私人研討會的同儕；Machlup 與 Haberler 一同籌辦了 1961 年的 Princeton 重聚，並邀請了 Fröhlich 出席。

在 LSE 成為 Ludwig Lachmann 的密友；Lachmann 在 Shackle 關於不確定性的著作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其分歧預期理論。

在其移居海外時將她引介給 Jakob Marschak，並提供了專業推薦。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期參與者；兩人同屬維也納年輕一代的女性經濟學家。

兩人均於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參與 Mises 私人研討班。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期參與者，亦為 Geistkreis（精神圈）的成員。

與 Voegelin 同為 Geistkreis（精神圈）的成員。

Haberler 在維也納大學的部分課程是與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共同開設的。

Geistkreis（精神圈）的同仁；兩人亦同時出席 Mises 私人研討班。

於 1939 年為她出具了申請美國簽證所需的宣誓書。

Haberler 在維也納大學的部分課程是與 Oskar Morgenstern 共同開設的。

兩人皆為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Geistkreis（精神圈）與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仁；Haberler 在其關於私人研討班的回憶錄中，將 Fröhlich 列為其中一位著名成員。

Mahr 是 Hans Mayer 的學生，自 1930 年起擔任其在維也納大學的學術助理，並於 1950 年作為繼任者接掌其講座教席。

維也納大學的正式博士指導教授；指導了 1928 年一篇關於卡特爾法的博士論文。

最終在維也納大學於 Hans Mayer 門下取得教授資格（Habilitation）。

Mayer 於 1921 年擔任布拉格的講座教席，其後轉往 Graz，最終遷至維也納；Engländer 則於 1922 年在當地出任副教授。此一關聯經由 Engländer 在 Mayer 主持的 NOeG 所作的客座講演而延續。

早在求學期間即於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擔任 Hans Mayer 的助理，並於 1925 年在其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

在維也納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並成為 Hans Mayer 的助理；基於種族及院系政治的緣由，他未能取得教授資格。

Hans Mayer 在 1929 年 Kerschagl 的晉升一事中擔任反對方鑑定人，並提出嚴厲批評；他在一份後來的鑑定意見中則確認，Kerschagl 已逐漸擺脫「Spann 那套思辨式整體主義造詞的桎梏」。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共同參與者。

兩人皆為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亦是維也納經濟學圈中卓有聲望的女性。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儕；二人同列於 Haberler 對私人研討班成員的點名之中。

Mintz 與 Herzfeld 同在維也納研究對外貿易問題，二人皆屬於私人研討班。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仁；二人皆出席 1961 年為慶祝 Mises 80 歲生日而舉行的 Princeton 聚會。

自 1921 年，即 Geistkreis（精神圈）成立的最初幾年起即為成員；至 1938 年共同居於維也納。

Voegelin 在最初幾年加入 Geistkreis（精神圈），在 Fürth 的法學與經濟學路線之外，屬於哲學與政治理論的聲音。

Kaufmann 是 Geistkreis（精神圈）的創始成員之一；二人同時也都是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1918 年維也納第一學期結識的最密切的同窗摯友，「民主學生聯合會」（Vereinigung Demokratischer Studenten）的共同創立者，並於 1921 年共同創立 Geistkreis（精神圈）。終生通信，在 Hayek 與 Fürth 的遺稿中均有詳盡記載。

Engel-Janosi 在最初十年加入 Geistkreis（精神圈），後來成為 Fürth 所撰 Geistkreis 演講綜述的收件人（1972 年信函）。

Geistkreis（精神圈）與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仁；終生通信，並共同籌辦 1961 年在 Princeton 舉行的 Mises 聚會。

Haberler 的連襟：Fürth 之妻 Emma Paula（娘家姓 Kaan）與 Haberler 之妻 Friederike（娘家姓 Kann）為姊妹。此外亦為 Geistkreis（精神圈）與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同仁，1938 年協助辦理赴美國的簽證。

參加 Mises 私人研討班（1922–1934）。Cambridge 與 Austriaca 的二手文獻記載，約有半數 Geistkreis（精神圈）成員同時出入 Mises 研討班；Fürth 作為 Hayek 的親近知交亦在其列。

與 Haberler 一同促成 Fürth 於 1939 年在 Lincoln 獲得的首個美國職位；同樣是 Geistkreis（精神圈）成員。

Fröhlich 是 Hayek 與 Fürth 之 Geistkreis（精神圈）最初十二名成員之一。Fürth 後來曾引用他一篇維也納時期的論文，作為共同的參照點。

1913/14 年 Schumpeter 作為奧地利交換教授在 Columbia University 任教期間，Amonn 代理了他在格拉茨的教席。這段關係在學術上延續了數十年（參見 Winterberger 1983）。

維也納的同窗，後與 Alfred Weber 長年共同主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在格拉茨師從 Joseph A. Schumpeter 求學。

Haberler 作為教授在 Harvard University 與 Joseph Schumpeter 共事。

Schumpeter 在布爾諾拜訪 Engliš（見家族訪客簿），就經濟理論與貨幣問題進行學術交流。

1908年與Pribram、Cronbach及Mises共同創立Mises-Perels圈子的創會成員。兩人於1914至1918年同在戰時經濟學術委員會任職。

Cronbach在維也納聽過統計學家兼經濟史家Inama-Sternegg的課。他的歷史統計進路反映在她對花邊家庭工業的實證研究之中。

在New York University與Ludwig Lachmann合作開設一個秉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修讀課程，培養出眾多經濟學家。

經常參與在維也納商會舉行的Mises私人研討會；為現象學暨哲學一派的常任成員之一。

求學時期的老師，亦是私人研討會中具影響力的討論主持人；為Schütz搭起由邊際效用經濟學通往行為理論的橋樑。

Kauder於1957年稱Mises為Menger「最忠實的弟子」；他與Mises保持友好往來，並評論其本體論進路為奧地利學派理論的標尺。

在維也納以及Böhm-Bawerk研討會中的同窗；兩人結下延續至1930年代的長年私人友誼。

自在維也納住房改革中央協會共事起，即為Mises的商會同事兼摯友。自1908年3月12日起為Mises-Perels討論圈的共同創辦人。Perels是Mises之前的奧地利清算所所長。兩人經常一同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區進行滑雪之旅。

在受聘於景氣研究所之後，Schiff 擔任報社編輯，並定期出席維也納的 Mises 私人研討班。

Schwiedland 是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

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定期參與者。

Kaufmann 是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

與 Mises 共同創立了奧地利景氣研究所，Hayek 自 1927 年起在該所從事「在經濟基礎層面上的艱苦開創性工作」。

因閱讀 Ludwig von Mises 的《Die Gemeinwirtschaft》（共同經濟，1922）一書而放棄了對社會主義的傾慕，該書論證了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進行經濟計算的不可能性。Mises 很快便認出 Hayek 的才華，並邀請他參加自己的私人研討班。

1947 年於日內瓦湖畔的 Vevey 召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39 位非集體主義思想家，其中包括 Ludwig von Mises，以創立 Mont Pèlerin Society。

Engel-Janosi 是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定期參與者，屬於該圈子中以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為取向的一派。

Machlup 是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常客，亦是出自維也納圈子的思想傳人。

在於父母經營的紙板廠從事商業活動之餘，定期參加 Mises 私人研討班。

在 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 中，Mises 被列為 Tintner 於 1930 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指導教授。此一情形並不尋常，因為 Mises 當時只是沒有正教授席位的編外講師，但這與 Tintner 同 Mises 圈子的密切關係相符。

維也納商會中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在法語二手文獻中被列為 Karl Menger jun.、Ewald Schams 與 Erich Schiff 之外的額外賓客。

參加維也納的 Mises 私人研討班。Lovasy 屬於在研討班中定期作報告的少數女性之列。

在維也納大學就讀，師從者包括 Ludwig von Mises；其後定期參加 Mises 私人研討班。

Haberler 定期參加維也納的 Mises 私人研討班。

將 Mises 的眾多著作從德文譯成英文，從而為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理論與景氣循環理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亦為維也納 Mises 核心圈子的成員。

Ludwig von Mises 在維也納的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亦為國民經濟學會的常任會員，直至 1938 年被開除。

1927 年在維也納擔任博士論文指導者；Mintz 隨後成為其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

在 NYU 於 Mises 門下取得博士學位，並在那裏成為他的繼承者，是奧地利傳統在美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1949 至 1959 年（NYU 時期）紐約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透過 Mises 直接承接維也納私人研討班的傳統。

根據家庭訪客簿，Mises 曾多次在布爾諾（Brünn）拜訪 Engliš；雙方在期刊上展開激烈的方法論論戰，儘管在方法論上存在分歧，卻彼此認可。

Schlesinger 參與了 Ludwig von Mises 在維也納的私人研討班。

在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初期，他是 Ludwig von Mises 在維也納私人研討班的長期參與者。

在 1933 年移居倫敦之前，Lachmann 曾作為較年輕的成員參與 Mises 的私人研討班。

在 Herzfeld 關於東方貿易政策的博士論文引起 Mises 的興趣後，他接納她進入其私人研討班。他證實她對貨幣、對外貿易與債務有著精確的理解。

他被視為在新世界中或許最重要的 Mises 學生；Rothbard 深化了其老師的取向，尤其是在貨幣理論、壟斷理論以及資本與利息理論方面。

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末，他是 NYU 的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活躍程度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

Engländer 是由 Mises 共同主持的維也納國民經濟學會（National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 Wien）的客座講者（1931 年 4 月 16 日的演講）；對布拉格的理論家而言，Mises 與該學會的這條軸線是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論壇。

作為奧地利學派核心圈子的成員，他是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參與者。

Rosenstein-Rodan 是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常規參與者之一，直到 1930 年移居英國為止都保持活躍。

他是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長期參與者；是該圈子中奧地利學派少數取得大學任教資格者之一。

1921年作為首批女性之一在維也納大學取得國家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Die Anweisungstheorie des Geldes》（貨幣的支付指令理論）由 Ludwig von Mises 指導。

與 Hayek、Haberler、Morgenstern 等人同為 Ludwig von Mises 在維也納商會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常客。1961年獲邀前往 Princeton，出席私人研討班為 Mises 80歲壽辰而舉辦的重聚。

在穩定奧地利貨幣一事上是 Ludwig von Mises 的同道；兩人共同影響聯邦總理 Ignaz Seipel，使通脹與赤字政策得以終結。

Rappard 於1934年3月向 Mises 提供 IHEID 的國際經濟關係教席；Mises 於1934年10月就任，任職至1940年7月，並將離開困境中的維也納一步歸功於 Rappard。

Hoppe 與 Rothbard 自1986年起一同任職於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1995年 Rothbard 去世後，Hoppe 接掌了他的教席。

Hoppe 為求學前往美國，成為 Murray N. Rothbard 多年的學生；他最終接掌了後者在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的教席。

Morgenstern 與 Kauder 書信往來頻繁，並鼓勵他對邊際主義史所作的科學史研究。

與 Voegelin 同為 Geistkreis（精神圈）的成員。

與 Engel-Janosi 同為 Geistkreis 的成員。

Morgenstern 於1931年接掌景氣研究所的領導；Tintner 在他手下工作至1936年，並請他為《Prices in the Trade Cycle》撰寫序言。

維也納景氣研究所的上司，後於 Princeton 共事的研究夥伴（1939–1942），共同研究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的經濟史。

當 Bettelheim-Gabillon 論 Böhm-Bawerk 的文章在《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發表時，Oskar Morgenstern 是該刊的共同編輯，並擔任維也納景氣研究所所長。透過該刊建立的間接聯繫。

與 Oskar Morgenstern 共同編輯《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共同傳播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

Geistkreis 的同仁（Morgenstern 於創立階段之後加入），並一同參與 Mises 的私人研討會。

共同參與 Mises 的私人研討會。

在戰後時期，Mahr 與 Kerschagl 同屬維也納各高校具影響力的國民經濟學家（Mahr 於維也納大學，Kerschagl 於世界貿易學院），二人相識於維也納的學界圈子。

Ilse Mintz 之父；維也納的對外貿易經濟學家暨部會官員 Richard Schüller 塑造了她在對外貿易問題上的專業取向。

Strigl 作為老師深刻影響了 Hayek：「Strigl shaped the minds of Hayek, Haberler, Machlup, Morgenstern, and other future great Viennese economists more than anyone else.」

共同參與 Mises 的私人研討會。

Strigl 作為維也納第四代的老師塑造了 Machlup。

Strigl 作為維也納第四代的老師塑造了 Haberler。

在 Bettelheim-Gabillon 關於 Böhm-Bawerk 的論文發表之時，Richard von Strigl 屬於《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國民經濟學雜誌）的編輯圈。

作為老師，Strigl 對維也納第四代思想家（Hayek、Haberler、Machlup、Morgenstern）的塑造幾乎無人能及；他系統化的論述方式及其資本理論直接影響了維也納的核心圈子。

兩人皆為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成員。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與 Engel-Janosi 一同活躍於該圈子。

於 1996 年成為 Mont Pèlerin Society 的成員，Hayek 是該學會的創始人與核心人物之一（Hayek 本人於 1992 年逝世，因此在時間上僅透過 Hayek 的遺緒而與其會籍有所交疊）。

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共同成員。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共同參與者。

兩人均為 Mises 私人研討會的參與者；屬於少數固定出席的女性之列。

維也納 Mises 私人研討班的共同成員。

Mises 私人研討會的同伴；兩人於 1938 年仍在奧地利，並於 1961 年獲邀出席 Princeton 的重聚。

1948 年，即 Hayek 創立 Mont Pèlerin Society 一年之後，與其丈夫 Friedrich A. Lutz 一同成為該學會的成員；Friedrich Lutz 後來兩度擔任 MPS 主席。

於 1921 年與 Hayek、Furth 及 Schütz 共同成為 Geistkreis 的創始成員。

同在 Geistkreis 之中；Fröhlich 於 1921 年是創始成員。

Garrison war über Jahrzehnte Adjunct Scholar am Mises Institute und teilte mit Rothbard die Verteidigung der Mises-Hayek-Konjunkturtheorie.

Lavoie promovierte 1981 an der NYU bei Kirzner mit einer Dissertation zur sozialistischen Kalkulationsdebatte.

Als Privatdozent (1895–1908) und ab Oktober 1898 Ordinarius für politische Ökonomie an der k.k. Exportakademie im Palais Festetics gehörte Feilbogen zur engen Wiener Nationalökonomen-Szene um Böhm-Bawerk, Wieser und Philippovich. Die Mit-Übersetzung des Capitalzins-Anhangs 1903 setzt direkten Arbeitskontakt voraus.

Sieghart diente ab 1894 im k.k. Finanzministerium, in dessen Steuerreform-Arbeit Böhm-Bawerk die treibende Kraft war, und wechselte 1897 ins Ministerratspräsidium — der Beginn seines Aufstiegs unter Körber (NDB Bd. 24, 2010, S. 353 f.).

Reisch wurde 1921 Vizepräsident der Allgemeinen Boden-Credit-Anstalt unter Präsident Sieghart. Ab 1922 als OeNB-Präsident gleichzeitig zentraler Bankenregulator und Refinanzierer für Siegharts BCA bis zum Zusammenbruch 1929 (Oe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