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

雖然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源可上溯至古典時代，其理想又隨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再度浮現，但其連續發展的起點卻難以定於早於17世紀的英格蘭之前。在那裏，以及在荷蘭，那種早已在如Erasmus與Montaigne等人著作中顯露出來的精神態度，首先在政治運動中找到了表達；而儘管就某些方面而言，荷蘭的發展在時間上或許走在前面，然而英格蘭的事件與爭論卻具有遠為深廣的影響（而尼德蘭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亦仍過於不明），以致1603年至1688年間英格蘭的政治鬥爭不能不被視為現代自由主義國家觀念的真正源頭。其後，正是1688年那場成功的「光榮革命」的政黨，即輝格黨人，直至法國大革命為止始終是這些理想的承載者；這些理想在John Locke的著作中找到其經典表達，由自David Hume至Dugald Stewart的蘇格蘭社會哲學家在理論上加以闡發，最終又透過他們的門生，尤其是在《Edinburgh Review》中，得到廣泛的傳播。

標誌着這一傳統的種種理想的整體，最宜概括為三項彼此緊密相關的基本原則，即「意見自由」、「法治」以及「私有財產」與由此相關的競爭性經濟。

在這三項原則之中，意見自由原則在不止一個方面是最為重要的。一方面有這樣的信念，即唯有自由的討論才能逐步克服謬誤，而即使是今天在絕大多數人（甚至「專家」）看來無疑屬於謬誤的東西，亦可能蘊含着未來新認識的種子；另一方面有與此相關的洞見，即觀念乃是塑造社會的決定性力量。這些大概正是自由主義傳統中最具特徵、影響最為深遠的要素。這一普遍原則始於爭取宗教與良心自由的鬥爭（以美洲殖民地的Roger Williams為其最重要的早期先驅），其後逐步以新聞自由、言論與集會自由以及學術講學自由的形式得以貫徹。從John Milton在17世紀的經典表述，到Samuel Bailey以及後來John Stuart Mill與Walter Bagehot對自由主義論證所作的、雖鮮為人知卻在內容上大概最令人滿意的概括，這一領域在英格蘭有着連續的發展，而歐洲大陸要到1789年與1848年諸場革命的爆發性迸發中才補上這一步。其最重要的後果，乃是在具有悠久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裏深深紮根的一種信念，即社會秩序的任何變更都必須以主導觀念的變更為前提，因而任何有望成功的改革運動都必須着眼於長遠，並且首先是，在實際上幾乎任何政體之下，歸根結底是公眾輿論在決定政治。

法治原則，或曰「法治國」原則，其根本性絲毫不亞於上述第一原則，並且與之緊密相連。此處的要旨在於：對一切權力之行使加以嚴格的約束，並確立排除任何專斷的固定規則，這些規則既以同等方式適用於社會的一切成員，又在個別情況中對統治者的約束絲毫不亞於對被統治者的約束。這一原則的目標，是消除一切由法律秩序所造成的特權，即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同時又如John Locke早已極為明確地表達的那樣，是普遍削減人對人所行使的權力。其根底裏的願望，是盡可能擴大個人的決定自由的範圍，透過將國家權力束縛於固定規則之上而使其干預盡可能可以預見，同時又將其限於這樣的情形，即國家權力並非旨在優待特定的、已知的個人，而是為所有人提供較為有利的機會，至於個人如何利用這些機會，則交由其自行決定。人們並不總是認識到，這一最初純屬形式的原則，事實上蘊含着對容許的國家活動之範圍的一種極為深遠的實質限制：倘若國家必須對稟賦與處境各異的人一視同仁，其結果便必然是不平等的；而為了例如向能力不等的人保障同等的機會，國家便不得不對他們作不平等的對待。然而正是這一點，乃是法律面前平等原則所排除的。

第三項基本要素，部分而言既是前者的後果，同時又是其前提：對私有財產，尤其也包括對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的承認，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對其使用以及對自身生計之籌劃所負的自我責任。「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乃是17與18世紀崇尚自由的英格蘭人的經典公式，而即使是英格蘭內戰中在社會方面最為激進的一派，即（常被不當地視為社會主義先驅的）「Levellers」，也把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列為其綱領的核心要點之一。事實上，財產自由與契約自由與法治有着最為密切的關聯：缺一不可。然而對經濟自由的要求，其實是在其大致上的實際實現已顯示出其好處之後，才被自覺地提出來的。反對特權、爭取限制國王權力的鬥爭，最初是為了國民的平等權利而進行的；而其後果之一，便是行政對經濟的影響被降至最低限度。Adam Smith在根本上所要做的，無非是力主將一項在國內已大致通行且行之有效的原則推廣至對外貿易，並由此說明，何以經濟自由已被證明如此成功。

重要的是要注意，這種較古老的自由主義的學說，在本質上僅涉及國家活動的對象，而不涉及政體。從它對內外關係中一切暴力使用的普遍厭惡出發，大概可以推出：較古老的自由主義在「應由誰來行使統治權」這一問題上，必定傾向於那唯一已知的和平決定方法，即多數決方法：「寧可數人頭，不可砸人頭。」但歸根結底，它所更為關切的，是減少政治決定的重要性，而非由誰來行使這些決定。

原本屬於英格蘭的自由主義本身既非民主的，亦非平等主義的，也不具有後來歐洲大陸自由主義所表現出的那種咄咄逼人的理性主義與反宗教的性格。這一轉變與法國作家的影響緊密相關，他們在18世紀先是（在Voltaire與Montesquieu那一代）為大陸詮釋了英格蘭的觀念，後來又（在Jean-Jacques Rousseau與重農學派那一代）依「理性原則」對那些長期政治經驗的成果作了建構性的重塑。這在許多方面所意味的，不亞於對原初觀念的一種顛倒。取代對自由的社會發展之創造性力量的信任的，是對一套由理性所構想出來的計劃之威力的信任。取代對限制權力的關切的，是對權力是否由正確之處所行使的關切，藉此一來，對這種權力的任何限制便顯得多餘，至於那本應統御一切的理性源泉究竟是在某個知識精英那裏、抑或在多數人那無謬的智慧裏去尋求，則無關緊要。最後，取代如下洞見的，是另一種要求：那洞見即，在同等的形式條件之下，稟賦不等的人（或家庭）將顯示出極為不同的成就，並相應地在社會中佔據不同的地位；而那要求則是，國家必須對不同的人作不平等的對待，以糾正那本來無可避免的不平等。

正是這第二類自由主義的觀念——其首要代表大致是Anne Robert Turgot、Antoine de Condorcet與Emanuel J. Sieyès等人之名——透過法國大革命，不僅在歐洲大陸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在盎格魯-撒克遜諸國亦施加了重大影響。英格蘭的William Godwin、Joseph Priestley與Percy B. Shelley，以及美洲的Thomas Paine與Thomas Jefferson，都屬於這一傳統，而非屬於輝格黨人的傳統；甚至連功利主義者，如Jeremy Bentham以及James與John Stuart Mill父子，連同後來的英格蘭激進派，都深受法國觀念的影響〔→功利主義〕，以致他們毋寧是居於兩種傳統之間的中間地位。在德國，最初在南德自由主義與北德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着某種差別：前者主要受法國作者、尤其是Henry-Benjamin Constant的影響，後者則較多受英格蘭的啟發。但一如別處，在19世紀的進程中此地兩種傳統亦相互交融，而就整體而言，法國的傳統愈來愈佔據更大的影響。作為較古老類型的代表，就19世紀而言或許還可提及Thomas B. Macaulay、Nassau William Senior，以及尤其是John E. Acton與Alexis de Tocqueville。

對於大陸自由主義在19世紀的發展而言，其先後與民主運動、民族運動、以及最終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結合，具有決定性而又致命的意義。第一種結合帶來的是異質的、但並非不相容的思想成分；第二種、尤其是第三種結合，所帶來的卻是與其基本觀念相牴觸的思想成分。直至1870年代為止，看來自由主義觀念似乎將會在整體上得到貫徹。但隨着德法戰爭、德意志與意大利的民族統一、1873年的危機，以及最終Bismarck於1878年對德國經濟政策的逆轉，終局便來臨了。

這一發展，部分大概應歸因於這樣的情形：在19世紀上半葉，大陸上的自由主義運動所代表的，與其說是某一確定的政治綱領，不如說是十分籠統地代表着對「傳統」而言的「進步」，因而把許多本身互不相容的成分匯集於一身；部分則應歸因於缺乏一個廣泛的、在政治上富有經驗、足以承擔領導的資產階級。然而具決定性的，大概還是在於：此處自始至終「人民主權」這一觀念扮演着如此核心的角色，以致向民族主義以及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都得以輕易地完成。在大陸所有大國裏，由有組織的自由主義政黨領導政府的時期都很短暫；而就整體而言，此地自由主義所發揮的最大作用，大概並非作為一場政黨運動，而是透過對公眾輿論的緩慢滲透。儘管如此，早在1861年連Heinrich v. Treitschke也不得不承認，19世紀所創造的一切新事物，都是自由主義的功績。

尤其在德國，有組織的政治自由主義之主導地位特別短暫。德國是自由主義由西向東推進、最後一個取得主導地位的大國，同時也是逆轉最先開始、並由此向西推進的第一個國家。誠然，自由主義在19世紀上半葉於德國作為一場思想運動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洋溢着自由主義精神的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之後，自由主義（法國式的）至少在德國西南部、在巴登與符騰堡仍是一股政治力量。同樣，在1848年的法蘭克福議會中，它大概也是最強的力量，而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正是隨着該議會首次出現。然而，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政黨，要到1858年、即普魯士「新時代」的開端之後才告出現。隨着同年「國民經濟大會」的成立，以及1859年由Rudolf von Benningsen創立「德意志民族協會」，自由主義獲得了組織基礎；自1861年起，它在「德意志進步黨」中短暫地統一了六年。但早在1867年2月該黨分裂之際，德國自由主義的衰落與悲劇便已開始。無論是仍自稱進步黨的左翼一派，抑或新成立的「民族自由黨」，首要的取向都並非自由主義。前者主要是民主派，後者的首要目標則是德意志的統一。

「若我們把進步黨的綱領與民族自由黨的競選宣言（被視為其綱領）相比較，二者立場上的差異便顯而易見：a）前者明確提出原則，後者則公開承認願意因應各種具體情勢而作出調整；b）前者強調自由，後者強調統一。進步黨其實是把帶有一切固有困難的古典左翼自由主義延續下去；而民族自由黨所走的路，則有可能導向德意志問題的解決，因為這個問題大概只能以武力解決，而武力又惟獨掌握在非自由主義的普魯士手中，因此惟有當人們（以更多的歷史理解）在涉及自由的原則性問題上有所退讓、轉而強調統一時，方才仍存有成功的希望」（Federico Federici）。

德國政治中這二十年自由主義時期的其餘部分，實質上就是民族自由黨被俾斯麥牽着走的歷史。在他的影響下，該黨愈來愈背離自身的原則，直到在1880年代末，圍繞新的社會政策以及重返保護主義，再次發生分裂，俾斯麥最終捨棄了這個已被削弱的政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終結，同時也帶來了政治自由主義的終結。從此時起，自由主義在德國再度僅僅是一場意義不斷遞減的思想運動。在1918年舊帝國崩潰之際仍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少數幾位偉大人物，如Max Weber，或稍後的Gustav Stresemann，大概惟有在對「自由主義」一詞作極寬泛的解釋之下，方能被歸入其中。

直到19世紀末，或許甚至直到1914年，在西方大部分地區，看來仿佛政治自由主義已成為西方文明不可喪失的成就之一，惟有經濟自由主義才被證明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即便在當時，更敏銳的觀察本應引發疑問：把自由主義原則的這兩個適用領域分割開來，是否並非人為造作、長遠而言根本無法貫徹。事實上，在國際關係領域，保護關稅運動的重新抬頭，以及與之相連、殖民地中「門戶開放」原則的消失，已直接導致帝國主義的興起與新的權力衝突。在各國的內部事務中，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背離進行得較為緩慢，因此其後果也較晚才顯現出來〔→自由主義（二）〕。然而，自1870年代以來愈來愈迅速推進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新原則，已逐步侵蝕了自由主義社會的政治基礎。人們並不理解，私有財產與競爭性經濟乃是其不可或缺的前提；對於國家日益增多的行政干預所帶來的法治國原則的緩慢衰敗，人們則泰然處之。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可以分割這一臆斷被擡升為一套學說，其後最鮮明的代表人物是Benedetto Croce，他甚至以特定的名稱（分別為「liberalismo」與「liberismo」）來稱呼這兩個方向。

作為一種思想傳統，真正的自由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幾近熄滅。即便在實踐中仍有人信奉其學說，但理論思維卻在如此程度上滲透着反自由主義的、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思想，以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段時期，在一切領域都以極快的速度背離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在1920年代，系統地堅守這些傳統的，根本上只剩下極少數國民經濟學者，尤其是Ludwig von Mises。然而，儘管那些尤其圍繞von Mises對社會主義的批判而展開的討論，對於日後自由主義在思想上的重生極為重要，但更廣泛人群的理解，最終還是由實際的政治發展才重新被引向那些決定性的問題。惟有當極權主義統治形式的推進無可辯駁地表明，那場在經濟領域開始的發展，終將不可避免地也威脅到精神上的自由時，在那些曾經帶頭背離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階層中，方才開始出現逆轉。在極權主義威脅最為嚴峻的那些年間，Walter Lippmann、Louis Rougier、Wilhelm Röpke、Friedrich A. von Hayek、Walter Eucken等人的著作隨即發揮了廣泛的影響，而這種影響，von Mises那些早年的、且那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中獲得啟發的作品，起初卻未能獲得。

新自由主義與舊自由主義的區別，首先在於它更為自覺地意識到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間緊密的相互關聯。新自由主義所立足的根本認識，不僅在於沒有自由經濟便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更尤其在於：競爭性經濟令人滿意的運作，對法律框架提出了十分確定的要求。取代那一向具有誤導性的「Laissez faire」公式的，是一種明確的努力，即塑造一種法律秩序，使之有利於競爭的維護與卓有成效的運作，並力求阻止在企業家與工人雙方面私人權力地位的形成。人們已經明白，19世紀自由主義理想主要在其中得到體現的那些古典「基本權利」，並不能僅僅靠憲法把它們宣告出來而真正得到保障，而是必須使整個法律秩序的性格按其精神來加以塑造；並且明白，恰恰是最近兩代人的經濟與社會立法，威脅到了那些基本權利本應保護的自由。因此，這一目前仍更多是一場思想運動、而非政治運動的重生自由主義，其目標在本質上是法治國理想的復興；其中，把國家權力的行使嚴格約束於法律之下、並儘可能最大限度地削減一切裁量權限這一原則，取代了較早的自由主義對一切「國家干預」那種含糊籠統的對立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