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偉大思想家，以及繼之而起、直至今日為止後世一系列最傑出的學者，所關注於以下這一奇異事實的解釋者，多於我們這門科學的任何其他問題：某些財貨（隨著文明的發展，即鑄幣形式的金與銀）會被每一個人欣然接受以交換一切其他商品，甚至被那些對其並無直接需求、或其需求早已得到完全滿足的人所接受。一個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都能理解，一件財貨的所有者會將其交換為對他更為有用的另一件財貨。但整個社會中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都急於將其商品交換為小小的金屬圓片，而這種圓片通常只有少數人能夠直接使用，這與事物的尋常進程是如此相互矛盾，以致我們對它即便在 F.K. v. Savigny 這樣一位卓越思想家看來亦顯得「神秘」也不足為奇（Das Obligationenrecht als Theil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柏林，1851-53，II，406）。因此，科學必須解決的問題，便是對一種普遍的、而其動機並不明白地呈現於表面的人類行為之解釋。考慮到問題的這兩個特徵，便不難理解何以會產生這樣一種想法：將所論的行為歸因於人們之間的某種約定，或歸因於其集體意志（即法律）之表達，尤其是就鑄造形式的貨幣而言。Plato 與 Aristotle 即持此立場。Plato 稱貨幣為「為交換之目的而設的記號」（Republic，II. 371；見 B. Jowett 譯並編，The Dialogues of Plato，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892，III，52），而 Aristotle 在一段屢被引用的文字中說，貨幣的產生出於約定，並非出於自然，而是出於法律（Ethica Nicomachea，v. 5，1133a，29-32）。他在其 Politics 中更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見解，他說「人們約定在彼此的交往中使用某種東西……例如鐵、銀以及類似之物」，並以此作為他對貨幣起源的解釋（i. 9. 1257a，36-40）。

羅馬法學家 Paulus 關於貨幣起源的見解保存於 Justinian 法典之中（L. 1. Dig. de contr. emt. 18, 1），他以與希臘哲學家相似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他指出純粹的物物交換所涉及的種種困難，並表達其看法：這些困難因一項公共制度（貨幣）而得以消除。Paulus 寫道：「人們選定了一種物質，其公共評價使之免於其他商品的波動，從而賦予它一種始終穩定的外在（名義）價值。社會在這種物質上烙印了一個（標示其外在價值的）標記。因此其交換價值並非基於物質本身，而是基於其名義價值。」於是 Paulus 同樣將貨幣的起源歸因於公共權威。

在上述諸見解之外，我們還可辨察到古代作家試圖將貴金屬相較於其餘商品所佔據的特殊地位，追溯至前者的某些特殊品質。Aristotle 指出它們易於處理與運輸（Politics，i. 9. 1257ᵃ，39–41），又在另一處指出它們價格相對穩定（Ethica Nicomachea，v. 5. 1133ᵇ，13–15）。Xenophon 甚至觀察到貴金屬，主要是銀，可以在何等寬廣的數量限度之內出售。他論證道：倘若鐵匠或銅匠的產品，乃至葡萄酒或穀物以異常龐大的數量到達某一市場，其價格將會劇烈下跌，而銀，以及在較小程度上金亦然，則始終能夠以有利可圖的價格交換出去（Ways and Means: A Pamphlet of Revenues，載於 H.K. Dakyns 譯，The Works of Xenophon，倫敦，Macmillan Co.，1892，II，335–336）。貴金屬，尤其是金的耐久性與不可毀滅性，早已為 Pliny 所強調（The Natural History，由 John Bostock 與 H.T. Riley 譯，倫敦：H.G. Bohn，1857，VI，96–97 及 111–112）。

中世紀與十六世紀極為豐富的文獻，曾由 Philipp Labbé 細加蒐集（Bibliotheca nummaria, ex Theologis, Juris consultis, Medicis, ac Philologis concinnata, etc.，魯昂，1672）。René Budel（De monetis et re nummaria，科隆，1591）與 Marquard Freher（De re monetaria veterum Romanorum et hodierni apud Germanos Imperii，里昂，1605）的彙編，收錄了那一時期許多值得注意的出版物（包括 Nicolaus Oresmius 與 Gabriel Biel 的論著）。Roscher 曾在其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斯圖加特，1892，pp. 301–302，註 6）中以極大的學術勤勉討論了其中若干種。這些論著主要關注鑄幣的種種實際問題，尤其是君主是否擁有以及在何種限度內擁有改變鑄幣金屬含量之權利的問題，以及這些改變對公共財富所產生的後果。由於政府對鑄幣的頻繁濫用，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起來。在這一脈絡下，若干作者亦藉機討論貨幣起源的問題，他們依據古代作家的研究成果加以解決，並經常援引 Aristotle。見 Nicolaus Oresmius（Nicole Oresme）（卒於 1383 年），Tractatus de origine, natura, jure et mutationibus monetarum（由 L. Wolowski 編並附譯文，巴黎，1864，p. ix 及 p. xciv）；Gabriel Biel（卒於 1495 年），De monetarum potestate et utilitate libellus（載於 Gaspar Antonius Thesaurus，De monetarum augmento variatione et diminutione，都靈，1609，p. 1，亦見英譯本 Treatise on the Power and Utility of Moneys，由 R.B. Burke 譯並編，費城，1930，p. 19）；Carolus Molinaeus，De mutatione monetarum quaestiones duo（載於 R. Budel 編，De monetis et re nummaria，p. 485）；Didacus Covarruvias，Veterum numismatum collatio，同上書，p. 648；Jacobus Menochius，Consilium XLIX，同上書，p. 705；René Budel，De monetis et re nummaria，同上書，p. 10；以及 Jehan de Malestroit，Les Paradoxes，作於 1566 年（重印於 L. Einaudi 編，Paradoxes inédits du seigneur de Malestroit，都靈，1937，p. 97）。

總結這些作者研究所遵循的路線，他們幾乎總是先指出純粹的物物交換為貿易所帶來的困難。接著，他們說明如何透過引入貨幣來消除這些困難。在進一步的論證過程中，他們強調貴金屬特別適合充當貨幣，最後援引 Aristotle，得出這樣的結論：貴金屬實際上是經由人類的立法而成為貨幣的。（Oresmius 說貨幣是一種「instrumentum artificialiter adinventum」，見前引書，第 xliv 頁；Biel 說它是「vel ex sui natura vel hominum instituto」，見前引書，第 2 頁；Molinaeus 則說「inventio et institutio monetae . . . est de iure gentium」，見前引書，第 486 頁。）然而，儘管這些作者中許多人在反對君主濫用鑄幣方面有其功績，他們就貨幣起源這一問題而言，卻並未因此超越古代的見解。

早期的意大利和英國作者也不例外。Bernardo Davanzati 在 1588 年的著述中嚴格遵循 Aristotle 與 Paulus 的見解，將貨幣的起源追溯至國家的權威（「per legge accordata」，見其 Lezione delle monete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Milano，1803–05，II，24）。Geminiano Montanari（卒於 1687 年）也持同樣看法（Della moneta，見 ibid.，III，17、32 及 118）。而 Lewes Roberts，其廣為閱讀的 The Merchants Map of Commerce 於 1638 年首次出版，比那個時代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準確地代表了十七世紀英國的經濟見解，他也將貨幣的起源追溯至同一根源（見第三版第 15 頁，London，1677）。

在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貨幣作者當中，John Law 在貨幣起源的研究方面卓然出眾。與他同時代的 Boizard 仍將貨幣的起源歸於公共權威，而 Vauban（Projet d'une dixme royale，著於 1707 年，重刊於 E. Daire〔編〕，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Paris，1843，第 51 頁），以及 Pierre Boisguillebert（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見 ibid.，第 396–398 頁），都未超出強調貨幣作為便利商業之手段的必要性。相反，Law 極為堅決地否定了契約論，並且以前人從未做到的方式認識到貴金屬在其他商品中的特殊地位，他從貴金屬的特殊性質中推導出其貨幣性質的起源。因此，他是正確的貨幣起源理論的奠基者（見其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London，1720，第 4 頁起；亦見其 Mémoire sur l'usage des monnaies，著於 1706–07 年，重印於 Paul Harsin 編，John Law: Oeuvres complètes，Paris，1934，第 167 頁）。在反對將貨幣起源追溯至人與人之間契約的理論這一點上，追隨 Law 的有 Antonio Genovesi（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見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Milano，1803–05，VIII，291–313），以及 A.R.J. Turgot（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著於 1766 年，重印於 G. Schelle 編，Oeuvres de Turgot，Paris，1913–23，II，558–560）。Law 試圖從貴金屬的特殊性質中解釋其貨幣性質之起源的嘗試，被 Cesare Beccaria（Elementi di economia publica，見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Milano，1803–05，XIX，10–18）所承接，並在一定程度上出色地完成；此外還有 Pietro Verri（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見 ibid.，XXII，13–19；以及 Sulle leggi vincolanti principalmente nel commercio de' grani riflessioni，見 ibid.，XXIII，21）；Turgot（op. cit.，II，558–560；以及「Deuxième lettre à l'abbé de Cice」見 ibid.，I，143 頁起）；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odern Library Edition，New York，1937，第 22–29 頁）；以及 J.G. Busch（Abhandlung von dem Geldsumlauf，Hamburg，1780，第 279 頁起）。

屬於同一傳統的較近期作者包括：T.R. 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二版，London，1836，第 50–60 頁）；J.R. McCulloch（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二版，London，1830，第 129–136 頁）；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由 Sir W.J. Ashley 編，London，1909，第 483–488 頁）；Melchiorre Gioja（Nuovo prospetto delle scienze economiche，Milano，1815，I，118 頁起）；M.H. Baudrillart（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第四版，Paris，1878，第 252–262 頁）；Joseph Garnier（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第七版，Paris，1873，第 309 頁起）；以及兩位德國經濟學家，Ch. J. Kraus（Staatswirthschaft，Koenigsberg，1808，I，61 頁起）與 Aug. Fr. Lueder（National-Industrie und Staatswirthschaft，Berlin，1800–04，I，48 頁起）。

十九世紀頭幾十年的其他德國經濟學家對歷史研究興趣不大，貨幣起源的問題在 Johann A. Oberndorfer、Karl H.L. Pölitz、J.F.E. Lotz、Karl S. Zachariä 及 F.B.W. v. Hermann 的著作中幾乎完全被忽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直到隨着我們這門學科領域內歷史研究的重新興起，貨幣起源的問題才再次被 Karl H. Rau、Johann F.G. Eiselen、Wilhelm Roscher、Bruno Hildebrand 和 Karl Knies，以及稍早一些的 Karl Murhard 所重新探討。

迄今出版的各種專論對這項研究的推進甚微。Adam Müller 討論了人們對國家的渴望，並認為貴金屬促成了這種結合，他以此作為其貨幣起源理論（Versuche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Geldes，重印版，Wien，1922，第 78 頁起）。Johann G. Hoffmann（Die Lehre vom Gelde，Berlin，1838，第 10 頁）再次將貨幣的起源歸於人與人之間的契約。Michel Chevalier（La monnaie，見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Paris，1866，III，5）也做了同樣的事。Samuel Oppenheim 的專論 Die Natur des Geldes（Mainz，1855）更為有趣，儘管其重要性與其說在於對貨幣最初起源的某種特殊見解（第 4 頁起），不如說在於闡述了這樣一個過程：一種已成為交換手段的商品如何喪失其原本的商品性質，並最終淪為單純的價值符號。雖然我必須斷然反對這一觀點，但我在 Oppenheim 的論證中仍發現了一個清楚表達出來的思想（或更確切地說是一項觀察），它足以解釋為何我們會在許多傑出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遇到這一錯誤。我指的是這樣一項觀察：由於我們交易機制運作之順暢，貨幣作為一種工業金屬的特性，往往從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的意識中完全消失，因而人們只注意到它作為交換手段的特性。習慣的力量是如此之強，以致於即使人們並未直接意識到某種用作貨幣的金屬作為工業金屬的特性，這種金屬繼續扮演此一角色的能力仍得到保證。這項觀察完全正確。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倘若貨幣作為一種可用於工業目的之材料的特性因某種意外而被摧毀，那麼一種材料充當貨幣的能力，以及這種能力所賴以建立的習慣，都將立即消失。我願意承認，在高度發達的貿易條件下，貨幣被許多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僅僅視為一種符號。但相當確定的是，倘若鑄幣作為一定數量工業原料的特性喪失，這種幻覺將立即被打破。